本書通過《時務報》、時務學堂、京師大學堂等新知識設施創(chuàng)建，甲午戰(zhàn)后中國讀書人分化，清末官紳面對明治維新變局的反應，以及辛亥巨變、五四巨變中新舊知識人的不同表現(xiàn)，展現(xiàn)“新知識人”在向近代中國傳播新知識過程中的性情與思想、私心與抱負、智慧與局限。以獨特的視角揭示晚清政治和思想的激烈碰撞，反映一個時代的風云，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現(xiàn)歷史的完整細節(jié)和真實面目。
作者簡介：
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過去數(shù)十年，主要從事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現(xiàn)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已出版學術著作三十余種，發(fā)表論文百余篇，代表著作有《漢代春秋學研究》《梁漱溟評傳》《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等。
目錄：
題記
甲午戰(zhàn)敗與中國精英階層的激進與困厄
世紀末恐慌
內耗與共識
呼喚維新
國體與綱常
中國唯一希望
民族與種族
清末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
基于漸進變革的回應
觀察與預測
效果初現(xiàn)后的憂思
史的記憶與借鑒
重走明治維新路
對明治憲政的模仿題記甲午戰(zhàn)敗與中國精英階層的激進與困厄世紀末恐慌內耗與共識呼喚維新國體與綱常中國唯一希望民族與種族清末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基于漸進變革的回應觀察與預測效果初現(xiàn)后的憂思史的記憶與借鑒重走明治維新路對明治憲政的模仿尋找富強：嚴復思想再檢討失落根源日本為什么行走進叢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悲�。骸稌r務報》內訌黃金組合裂痕初現(xiàn)乘虛據(jù)為己有內訌再起無聊的口水戰(zhàn)近代中國啟蒙者悲�。阂院蠒r務學堂為中心創(chuàng)辦湖南時務學堂辦學方針的確立與改變異端與正統(tǒng)的沖突時務學堂終結“新知識”背后：以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建為中心幾份不同的創(chuàng)建方案創(chuàng)建方案越來越明朗對大學堂章程的不同意見惹是生非的總教習權限孫家鼐改定大學堂章程新知識中的“生意”從廢八股到改科舉：限于1898年的討論廢科舉方案的提出想象中的守舊者適可而止：社會所能承受的改革力度兼顧新舊的新科舉方案辛亥后復辟思潮平議意義丟失與尋求信仰崩潰與重構權威喪失與恢復新傳統(tǒng)主義泛起國體雖更而綱常是否必變對共和與文化傳統(tǒng)內在關聯(lián)的迷惑新傳統(tǒng)主義困境現(xiàn)代知識分子悲�。骸巴炝簟辈淘啾贝笄巴镜亩喾N可能重陷僵局一個共贏的“遣代”方案重構“五四”記憶：以林紓為例在新文學譜系中的林紓新文化運動右翼站在學潮另一邊現(xiàn)代知識分子悲�。骸巴炝簟辈淘�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兌現(xiàn)營救被捕學生諾言后，悄然留下一封辭職書，于第二天早晨攜北大總務處職員段子均一人孤獨地離開北京，經天津至上海轉杭州，借寓西湖楊莊，似乎真的期待像傳統(tǒng)社會士大夫那樣退隱江湖，息影山林。至此，“五四”愛國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以挽留還是放棄蔡元培，維持還是放棄北大為中心議題，政府與民間開始較勁，而圍繞在蔡元培周圍的那些所謂新知識分子也因利害或其他原因發(fā)生爭執(zhí)，或明爭，或暗斗，令人惋惜和痛心。北大前途的多種可能蔡元培是當時國內極負盛名的大教育家，他的不辭而別不僅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而且在北大內部迅即引發(fā)一場權力沖突。應該是在9日早上，即蔡元培離開北京的那天一大早，蔡元培的郎舅、北大會計黃幼軒在第一時間將蔡元培出走的消息告訴了北大教授沈尹默。沈尹默聞言大驚，旋即與馬裕藻、錢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計議。馬裕藻等人不知所措，而沈尹默則沉著地告訴他們說，這是蔡先生信任我們，他走了，學校要靠我們大家維持下去。大家想想這話也對，就開評議會商量，于是評議會掌握了學校實權，對外行文，決定以北大全體學生的名義呈請政府挽留蔡元培，學校日常事務由評議會負責。沈尹默儼然成為蔡元培之后的北大實際負責人。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吳興人，生于陜西漢陰。從籍貫上說，他與蔡元培、馬裕藻、馬敘倫、錢玄同、周作人等教授是浙江老鄉(xiāng)，與錢玄同還算是湖州小同鄉(xiāng)。1905年，沈尹默與其三弟沈兼士自費留學日本，后因家境困難，九個月后即返回國內，而沈兼士考取日本鐵道學校，留日攻讀，并成為章太炎弟子�；蛟S正是沈兼士的緣故，沈尹默回國后也被學術界視為章門弟子，而章門勢力正如日中天，特別是嚴復辭去北大校長后，相繼代理北大校長的何煜時、胡仁源等都是浙江人，都信服章太炎的學問，所以相繼將章門弟子引進北大，北大一時間成為章門的天下，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沈尹默到北大擔任教授。嚴復職掌北大時，因個人愛好和人際關系，他比較重視桐城派的人物，所以一批桐城派出身的學者到北大任教，而待到嚴復離職，浙江人主政，桐城派勢力在章門弟子的緊逼下逐步萎縮。章門弟子在反對桐城派或其他“異端”時高度一致，他們認為嚴復所用的舊人物都已經過時，應該讓位，北大講堂應該由他們章門弟子去占領，去控制。然而當章門弟子在北大一統(tǒng)江湖后，其內部裂痕便顯現(xiàn)出來。一般說法，北大章門弟子大致分為三個派別：一是以大弟子黃侃為首的守舊派，這一派的特點是凡舊皆以為然；第二派是以錢玄同、沈兼士為代表的開新派，錢玄同自稱“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是以馬裕藻為代表的中間派，兩邊都不得罪，模棱兩可，依違于兩派之間。沈尹默不是章門弟子，但由于沈兼士的關系，他與章門弟子相處融洽，而且由于他在北大資歷比較深，且足智多謀，有“鬼谷子”之號，所以北大章門弟子在很多時候，似乎也把沈尹默當作掌門人看待，愿意聽從沈尹默的安排和調遣。至于他的“鬼谷子”之號，正面呢，是說他反應敏捷，有決斷善思考；反面則暗指他是一個陰謀大家，這與他后來被湯爾和等人排斥出局可能有直接關系。當蔡元培入主北大時，沈尹默、湯爾和等人都有擁戴之功和犬馬之勞，尤其是沈尹默在蔡元培到校不久，就貢獻出三條錦囊妙計：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二、按照北大章程規(guī)定組織評議會。沈尹默的理由是：評議會在北大章程中原本有規(guī)定，但教育部始終不許成立，因為有了評議會，教育部的指令就不那么容易直接下達。也正因為如此，對北大久遠發(fā)展而言，評議會更加重要。有了評議會，北大發(fā)展就不會政隨人亡；即便在平時，也可以評議會的力量抗衡行政權力的無端干預；三、規(guī)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61），第229頁，中華書局1979年。這三條建議中，以成立評議會為最重要，所以當蔡元培憤而辭職，離京出走后，沈尹默先是一驚，繼則一喜，因為這終于可以試驗評議會的功能與效率了。沈尹默主持評議會代表北大師生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的要求，教育部在第二天（5月10日）給予不太積極的回應，表示此次蔡元培辭職出京，教育部獲悉消息后已去電并派員挽留，但話題一轉，嚴厲要求北大學生“務當照常上課”。這自然使沈尹默和北大師生略感不快。北大學生除向教育部請愿外，也于10日派出代表趕往天津挽留蔡元培，復致電上海唐紹儀，謂蔡元培校長因受外界脅迫，辭職他去，請?zhí)平B儀一致挽留。又致電上�！稌r報》轉各報、各省教育會、各團體，揭露當局迫使蔡元培出走的真實原因，表示蔡元培辭職離京后，群情惶惑，恐釀大變。對于北大學生的舉動，北大教授和北京各大學師生乃至北京社會各界都給予了充分同情和支持。10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決定各校推派代表一人至天津挽留蔡元培，并聯(lián)合上書教育部，呼吁教育部接受北大學生的要求，表示此次學生行動，純屬全體公意，與各校校長絕不相關，尤非北大校長一人所能夠代任其咎。且蔡元培校長德高望重，海內宗風，自其入長大學，招致賢哲，成績斐然，不特親立門墻者咸受熏陶，即其他學校學子亦得常親教澤，全國輿論尤極推崇。萬望教育部俯順眾情，對于蔡校長的辭職請求，不要批準，并迅速明令切實慰留，保此教育一線之曙光，即培國家后日之元氣。我們完全可以承認這里所說的都是北京各校學生真情實感的流露，但是這樣推崇蔡元培，這樣強調蔡元培個人在教育界的作用，實際上是置教育部及政治高層于非常難堪非常尷尬的境地。政府政治高層在郁悶心情的支配下，怎能真誠出面挽留蔡元培呢？他們尤其是安福系原本就很討厭蔡元培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當然希望利用此次機會一了百了，或者批準蔡元培辭職，或者索性將北大解散。這是政府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想法。社會各界的同情與支持無疑激勵了北大師生的抗爭勇氣，10日下午一時許，由北大教職員推舉出來的代表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康寶忠、徐寶璜、王星拱、沈士遠等集體前往教育部，謁見教育總長傅增湘，請其設法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表示，他個人是誠懇挽留蔡元培的。代表們復問大總統(tǒng)徐世昌和總理錢能訓的意見，傅增湘默然有間，表示總統(tǒng)、總理的意見他個人并不深知，因此不便代為回答。言下之意是告訴各代表，問題的關鍵不在教育部，而在總統(tǒng)府和國務院。與北大教職員代表往訪傅增湘的同時，北京各高等學校中有十二所學校的教職員代表也在北大召開聯(lián)合會議，討論挽留蔡元培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能否挽留蔡元培已經不是蔡個人問題，也不是北大一校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教育及外交前途的大問題，所以他們決定上書政府，務請挽留。代表們第二天繼續(xù)開會，然后由各校校長、教職員在呈文上簽字，并呈送政府�！冻繄蟆�1919年5月11日。他們甚至通過各種方式向外界散布消息，表示如果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職員甚至整個北京各高等學校都有可能聯(lián)合起來進行抗爭，最激烈的手段甚至有可能一致總辭職。對于北大師生、北京各大學教職員挽留蔡元培的請求，政府起先毫無表示。這自然引起社會各界嚴重不滿，更引起有意利用此次事件而達到倒閣或其他政治目的的派別、政黨或個人的興趣。5月9日，護法國會參議院議長林森自廣州致電蔡元培，表示學生為收回國土，憤激擊賊，北京政府逮捕多人，實在是太過分�！肮敢陨泶收哂眯�，令人感泣。討賊得罪，是非倒置，何以立國？”這就將原本只屬于法律和行政的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的問題。對于北京及全國各地的反應，已經辭職且在外地的蔡元培也不是一點不知道，但他可能根本想不到這件事情會越鬧越大，所以他在以談話方式解釋自己辭職原因后，并沒有提出緩解時局緊張的方案。而在北京，教育總長傅增湘因對蔡元培深表同情和挽留，不同意那么嚴厲鎮(zhèn)壓學生，反而遭到安福系的責難。無奈中，傅增湘仿蔡元培例，于11日離部出走，由次長袁希濤暫時代行部務。袁希濤字觀瀾，江蘇寶山人，是地方成長起來的教育家，晚清時擔任江蘇學務處議紳，辛亥革命后與黃炎培一起參與江蘇省新教育實踐，是黃炎培的重要助手。后應蔡元培之邀，任職教育部。與蔡元培、黃炎培、蔣夢麟等江浙教育界頭面人物都是多年老朋友，有交情有感情，只是在北大與江蘇教育會的關系上，袁希濤當然更傾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這就引發(fā)了北大是否南遷或者解散的爭議，至少在蔡元培辭職后的一段時間里，黃炎培、蔣夢麟和江蘇教育會可能真的動議過利用這次機會攫取北大控制權，或者當北大不能在北京繼續(xù)存在時，設法將其中的新派學者轉移至南方。 他們的這個意思當然并不含有任何惡意，而且他們確實與蔡元培也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確實期望幫助蔡元培重建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所以他們對蔡元培脫離北大，脫離沈尹默，脫離章太炎弟子的包圍，辭職南下，并不感到太悲傷，反而認為是一個重要機會。在袁希濤代理部務第二天（12日），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袁希濤致電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沈恩孚，表示蔡元培校長辭職出走，各校員生紛紛請留，情勢急切，教育部已派僉事沈彭年前往南方當面挽留。我袁希濤個人昨天親謁總理錢能訓，又謁大總統(tǒng)徐世昌，他們均囑教育部迅速設法挽留蔡校長。袁希濤請沈恩孚一旦見到蔡元培，務請轉達總統(tǒng)、總理及教育部挽留之意，并請沈恩孚將這個意思轉達給與蔡元培關系甚好的張元濟、蔣夢麟等人。13日，北京各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派出九名代表到總統(tǒng)府請愿。其他各高等學校校長也相率辭職，以示聲援。同日晚九時，北京大學評議會和教授會也舉行聯(lián)合會議，一致決議請蔡元培回校，并稱以維持大學為挽回校長之唯一方法。蔡校長未返校就職之前，本校教職員及學生全體當竭力維持蔡校長多年來所苦心經營之大學。會議同意爭取各方面支持挽留蔡校長的事情，繼續(xù)由干事會負責，校中日常行政及教務、庶務各方面，由評議會及教授會各舉委員三人襄同蔡校長所委托之溫學長代行主持。北京教育界局勢令人焦慮，而蔡元培的消息幾乎完全中斷，上海方面的沈恩孚也沒有及時回復，或許是沈恩孚還沒有見到蔡元培，或許是見到了而沒有結果�？傊斣形词盏缴蚨麈诨貜蜁r，于13日又致電沈恩孚，傾訴現(xiàn)在的難處。他表示，北京直轄各校校長繼續(xù)辭職，因為挽留蔡元培的事情尚沒有結果，他們不愿答應回校任事�，F(xiàn)在各校學生代表每天開會，似乎也在醞釀更多的事情，現(xiàn)狀如此，深以多延時日，無法維持為慮。由此可以感覺到政府對學生運動特別是教職員的動向有點擔心，唯恐失控，所以政府在挽留蔡元培問題上開始轉向。第二天（14日），大總統(tǒng)徐世昌公開發(fā)布挽留蔡元培的指令，表彰蔡元培任職有年，殫心教育，至此困難時期，更應妥籌善后，認真擘理，挽濟艱難。大總統(tǒng)既然出面挽留蔡元培，那么當然也應該保證大總統(tǒng)不能太沒有面子，何況此次挽留蔡元培并不是政府高層一致。徐世昌挽留蔡元培或許是真誠的，但畢竟擁有實際政治權力的段祺瑞并不一定贊成這種做法。所以袁希濤在徐世昌發(fā)布挽留指令的第二天（15日），又密電上海黃炎培，請黃炎培無論如何也要勸說蔡元培接受政府的挽留，不要再節(jié)外生枝，以為反對者提供借口，否則風潮難息，牽連教育大局，深可危慮。袁希濤的擔心并不過分，不僅北京直轄各校騷動不安，人心惶惶，而且天津、上海學界、商界似乎也將卷入這場沖突。5月15日，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發(fā)表宣言，強烈要求政府維持蔡校長和大學尊嚴，以為蔡校長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長北大以來，全國學界，始有發(fā)皇振厲之氣。乃一二玩冥奸佞之徒，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線生機，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輸入�！胺虿滔壬�，則大學雖存猶死；大學死，則從此中國之學術界，盡入一二有權威者掌握之中，而學界前途遂墮于萬劫不復之境。豈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學一校之關系，中華將來之文明，實將于此決其運命。”宣言甚至表示：“政府不維持蔡校長地位與大學尊嚴，一星期后將以最后法對付�！辈淘嘁蝗酥チ絷P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或許太過，但此事如果不能獲得很好解決，則必然導致一系列的混亂則是事實。教育部或者說袁希濤挽留蔡元培、化解僵局的用意肯定是真誠的，這份真誠也感動了北京教育界的領袖。5月16日，北京國立各高校校長陳寶泉、洪镕、金邦正、湯爾和等人聯(lián)名致電蔡元培，表示蔡先生去留關系極大，萬勿堅辭，不要把門關得太死，面子固然重要，但是也要適度，不要因一人之選擇影響教育界的整體利益，以為教育界留一生機。電報還表示他們現(xiàn)在之所以出來協(xié)助政府維持各校，這是責任所系，并不是與蔡元培的選擇有了不一樣。大總統(tǒng)徐世昌已經發(fā)布了挽留指令，教育部已經派員當面挽留，代理部務的袁希濤更是三番五次通過私人關系表達善意，但是蔡元培依然不為所動。從他個人尊嚴、大學尊嚴的立場看，他現(xiàn)在當然還不好徑自回去復職，因為他感到政府的挽留帶有某種程度的勉強或不情愿，而他現(xiàn)在真的回校復職很可能使北大師生乃至全國師生大失所望，因為教育界與政治界的糾紛由來已久，政治界對教育界的干預日甚一日，所以蔡元培這次大概有點得理不讓人了，他似乎真的希望以自己的犧牲為教育獨立、教育自主贏得更大的空間，所以他在各方挽留聲中毅然堅守辭職的立場。蔡元培的堅守使事情陷入僵局。16日，北京各高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推舉代表前往教育部與次長袁希濤會晤，商酌與教育部所派南下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一起出發(fā)。在北京大學內一貫反對新文化運動，自稱與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的黃侃教授，竟然也因蔡元培的辭職而表示要離開，他的理由是：“環(huán)顧中國，除蔡元培，亦無能用余之人”，既然蔡元培不愿回來，我黃侃也就不必呆在這里了。蔡元培能否復職成為時局好轉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各校特派出學生代表十七人沿著蔡元培南下途徑查找蹤跡，各處探詢，不得要領。于是又推出總代表八人，會同天津各校代表二人聯(lián)合南下，于16日抵達上海，準備當面勸說、哀求蔡元培返回北大。可是他們到了上海根本摸不著門道，于是在上海各報刊登廣告，公開查訪蔡元培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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