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和龔澎——我的引路人
——張彥的回憶
喬冠華和龔澎在重慶
在人生旅程中，我已經走過79個年頭。飲水思源，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引路人喬冠華和龔澎。因為有了他們，才有了我的今天。
一
我和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以后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時刻。我們見面的地點是位于重慶兩路口的中共代表團辦事處，主持這個代表團的是周恩來。喬冠華和龔澎正是他的得力助手，從事外事和宣傳輿論工作。我當時剛從昆明西南聯大畢業(yè)出來，開始踏入社會，就憑著地下黨的一紙藏在牙膏管里、只有一寸長的介紹信，來到這個辦事處。沒有想到，接待我的竟是他們二位。雖然我們是初次見面，其實我對他們已經早有所聞了。
眾所周知，龔澎不僅是周恩來的出色翻譯，而且是活躍于外國駐華記者圈子的風云人物。不少外國記者認為只有從她那里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有的甚至主動充當她的“保鏢”，以防范國民黨特務的迫害。外國朋友常說：“龔澎的一舉一動，體現著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賞的周恩來作風�！�
喬冠華當時以“喬木”聞名，人們都喜歡喊他“老喬”。他以“于懷”筆名在重慶《新華日報》發(fā)表的每兩周一篇的“國際述評”，早已膾炙人口。他的著名文章《形勢比人還強》和《人創(chuàng)造了形勢》，被不少進步人士視為觀察世界大戰(zhàn)態(tài)勢的一盞明燈。
和這樣的人接上關系，而且對我非常熱情，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他們顯然已經知道我的“底細”，也明白我的來意，一見面就緊握我的手說：“歡迎你來參加我們的戰(zhàn)斗！”
不久，他倆調到了香港這個“中間地帶”對外開展工作。我也被調到這里來了，作為他們二位的助手，同住在英皇道173 號三樓，長達兩年半之久。綜觀我的一生，這一段時間正是我從25歲毛頭小伙開始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有幸能與這樣兩位名師朝夕相處，受到實踐的錘煉，學到從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作為龔澎的助手，我參加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唯一對全世界宣傳中國革命斗爭的英文半月刊《CHINA DIGEST》（中國文摘）的全過程，從編輯、翻譯、打字，直到每兩周下廠去校對、出版。龔澎不僅是我們的總編輯，而且是我們的好榜樣，身教更勝于言教。每天晚上，她屋里的打字機聲音總是要響到深夜。出自她手的社論《觀察家》，總是既簡潔有力，又給人以新鮮感。她常常將來自延安窯洞的精神，很自然地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或者她在外事工作中所接觸到的輿論結合起來，加以評述，特別具有針對性和說服力。歷史已經證明，這本雜志在那個時期，的確成了溝通中國與世界的一個重要紐帶。
作為老喬的助手，我的任務主要是翻閱和摘錄大量的外報外刊，參與一些時事的討論，編譯一些稿子送交報刊使用。對于我來說，這是個大好的學習機會。特別是在時事討論中，常�？梢月牭皆S多名家的高論，像夏衍、胡繩、章漢夫、林默涵等人就經常是我們的座上客。老喬每寫一篇文章，必做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特別是寫辯論性的，總要下功夫研究對方的材料和論點，長時間地反復思考，想成熟了才下筆。然后，往往是一氣呵成，讀來鏗鏘有力。而且，他總是用滿腔的熱情來寫，從不寫那種干巴巴的文章。他最鄙視“拾人牙慧”，每寫必有新意，必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從不說“人云亦云”的套話，更不說假話。他只要醞釀成熟，口述出來就是一篇好文章。他當時那篇頗有影響的大文章《論世界矛盾》，就是由他口述、我替他記錄整理又經他過目修改而成的。他沒有教我怎樣寫文章，卻無形中為我樹立了最好的榜樣，而且大膽地放手讓我在實踐中學習鍛煉。他常常出些題目，讓我為報刊寫稿，以至于在一年以后，讓我接替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為影響很大的《華商報》寫“每周國際述評”。在報社派人來取稿之前，他總要為我審稿，有時還下筆修改。這樣的言傳身教，使我終身受益，銘刻在心。
二
解放以后，喬冠華和龔澎成了外交戰(zhàn)線的骨干，我則加入了對外宣傳的行列。然而，我們仍然親密無間。他們一直關心著我的生活和工作，處處給我以幫助。1955年，老喬隨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特意讓我這個記者團成員兼作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因而得以參加了許多歷史性的重大活動，大大開闊了我的視野，成了我一生中的里程碑。1957年，中國歷史出現大轉彎，他們也和我一樣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只不過由于受到周總理的保護，他們沒有像我這樣被“連根拔掉”。盡管陷于自身難保的境地，他們仍然像兄長大姐一樣十分關切我的命運，鼓勵我切不可喪失信心。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再去找他們已經不那么方便了，我們只能在電話里相互交心。那時候，他們也和我一樣，對于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并不理解，只能順應形勢的發(fā)展而已。我永遠不能忘記，1968年，龔澎在電話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嚴格要求自己！”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次談話竟成了我們之間的永訣。兩年后的1970年9 月，龔澎因病逝世。當時，我正在河南汲縣“五七干校”。從地里勞動歸來，突然從《人民日報》上讀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我兩眼發(fā)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意相信這是事實。30年過去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縈回腦際。在我眼前，經常會出現她那在女同志中算是魁偉的身軀，一雙炯炯發(fā)光的大眼睛，和藹可親的笑容，落落大方的風度，還有那一支接一支地吸著煙思考的神態(tài)。
1971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斗爭終于獲得勝利，聯合國邀請中國派代表出席大會。當時，國內正在“文革”的動亂之中，去還是不去？毛澤東當即指示：“要去，為什么不去？派一個代表團去聯大，讓‘喬老爺’做團長�！薄皢汤蠣敗蹦菚r候已成為喬冠華的“代號”。這個決定一出來，外間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國“可能派出的最合適的人選”。果然，喬冠華不負眾望，以不卑不亢、談笑風生、充滿自信而又瀟灑自如的泱泱大國風度，大大提高了新中國在國際講壇上的威望。緊接著，他跟著周總理投入了中美關系正�；膹碗s而激烈的談判，與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國務卿基辛格密切接觸，終于實現了中美建交。繼而，他又參與了中日建交的會談，最后達成了協(xié)議。從此改變了當時的世界格局，中國外交出現了新的局面。老喬也更加忙碌了，我們這些老朋友們只能在他有空的晚間去看望他。每次聽他侃侃而談，都好似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國際斗爭大課，大大長了我們中國人的志氣。而且，每次還能聽聽他新帶回來的唱片，分享一下這個外交家在休閑時對于音樂的高品位欣賞。1973年以后，因與志趣相投的章含之的結合，喬冠華又一次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三
在北京史家胡同一個相當寬敞的高級四合院里，聳立著一棵喬冠華心愛的老梨樹。他和章含之一起在這里安度晚年。他們都特別珍惜這一段十分難得的安詳幸福的生活。一次，一個老朋友去看望他，見玻璃板下壓著“新年開筆，大吉大利”八個大字，便問他：“你在養(yǎng)病，還準備開筆寫什么？”他說，他現在已經不能工作了，但還想做兩件事：一是想寫一部外交回憶錄，一是想把過去寫的文章匯集出書。后來，他果然將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慶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寫的國際評論翻出來，作了�？焙捅匾男薷模幊闪恕秵坦谌A國際述評集》，還為這本集子寫了一千多字的《自序》，交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遺憾的是，他沒有能親眼看見這本集子的出版。
1982年元旦過后沒有幾天，老喬來信約我們夫婦去他那里聊聊。四分郵票寄來的這封信，一張紙上只有幾行他的手跡，卻意味深長。抬頭他寫的是我?guī)资昵霸诘叵曼h時期使用的代號“DONALD”，懷舊之情溢于言表。接著他寫道：“要說的話太多了，見面再談吧！”果然，那天我們談了許多許多。盡管已經有病在身，他還是和過去一樣健談，妙語連珠，不時還放聲大笑。沒有一點怨氣，更沒有泄氣。談得較多的，似乎是他那念念不忘的想寫的《外交回憶錄》。顯然，他對于如何寫這部回憶錄已經考慮得相當成熟了。他說，過去常有這種情況，關于某個重大問題的決策，只有很少的人參加了議論，毛主席、黨中央作出決定后，就立即分頭去執(zhí)行了，沒有留下任何的記錄和檔案。所以，他覺得特別需要把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寫出來。
他還特別強調，他寫這部外交回憶錄，既不是為個人宣傳，也不是就事論事地僅僅寫那些具體的外交活動，而主要地是寫毛主席、周總理、中央對每個歷史時期的國際局勢和重大國際事件曾作過怎樣的戰(zhàn)略估計，根據這種估計作出怎樣的外交決策，制定了怎樣的方針政策。他將主要寫毛主席的戰(zhàn)略思想和周總理的外交藝術，實際上也就寫出了新中國外交的風貌。當然，這里有個了解情況的問題，還有個如何理解和評價的問題。
他在講這番話時，顯然是滿腹經綸，胸有成竹。他認為，他要寫的回憶錄，不同于官方的外交史，不僅寫事，還要寫人。不僅寫國家領導人，還要寫新中國眾多的外交工作者，包括對外交工作做出過貢獻的新聞工作者和翻譯工作者。他將以個人身份來寫，寫親身經歷的國際事件、國際會議以及直接間接打過交道的世界聞名的外國政治家、外交家，而且還要對他們作出他個人的評論。他甚至連章節(jié)題目都想好了，準備用口述、錄音的辦法來完成它。聽了老喬這一席話，真令人興奮不已。我仿佛又回到了半個世紀以前，眼前又出現了在香港聽他口述我為他記錄整理成文的情景。多么渴望早日能讀到他的這部巨著啊！
令人萬分痛惜的是，錄音還沒有開始，老喬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以至于寫這部獨特回憶錄的愿望終于未能實現。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一大憾事，而且對于所有關心中國外交史的人們，這也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就在這年的12月，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委托習仲勛、陳丕顯，在中南海約見喬冠華和章含之，詳細詢問了喬冠華的病情，并代表中央對他說：“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老同志，受點委屈要想得開。”陳丕顯還以自己為例，講了受過不公正對待的經歷：“我們入黨幾十年，差不多都經過這樣、那樣的挫折，受過委屈，你也不要計較了。你有那么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還要為黨的外交事業(yè)多做工作�！辈痪�，喬冠華即被安排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擔任顧問，章含之任常務理事。
進入1983年以后，喬冠華的病情惡化，癌細胞進一步擴散，9 月2 日最后一次住進了北京醫(yī)院。21日下午，習仲勛代表中央到醫(yī)院看望喬冠華，章含之問他有什么要對中央講的就對仲勛同志說。他的回答是：“不說了，什么也不說了！”緊接著，夏衍急匆匆地拄著拐棍來到病床邊，他和這位相交半個世紀的知心友人的最后談話，也沒有什么別的，只是他念念不忘的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在第二天，22日上午10時40分，他終于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僅70歲！
根據家屬的建議，取消了官方的遺體告別儀式，改為家屬自辦，10月25日在北京醫(yī)院舉行，生前好友自愿參加。那一天，前往北京醫(yī)院的胡同里擠得水泄不通，人頭涌動，汽車堵塞。前來悼念他的人們絡繹不絕，有頭面人物，也有布衣百姓，有青年學子，也有國際友人。
他的骨灰沒有存放在八寶山，他長眠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蘇州太湖之濱的東山上。墓地簡樸莊重，橫式花崗巖墓碑上刻著書法家、他的老友黃苗子所題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蘇是喬冠華的故鄉(xiāng)。他的骨灰安葬在這里，是他的生前至交李灝夫婦選定的。墓地是吳縣人民政府贈予的，墓是章含之出錢建造的。
幾年前，我和老伴捧著鮮花前去給老喬掃墓時，這個華僑公墓的管理人員告訴我們，因為前外長喬冠華安睡在這里，海外的許多友人也跟著來此長眠了。來這里掃墓的人當中，常常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士在喬冠華墓前獻上花環(huán)、鮮花、果品，并鞠躬致敬，以表達他們的崇敬和愛戴之情。
�。ā栋倌瓿薄�2001年第6 期張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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