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現(xiàn)實主義杰作，作者塞萬提斯。主要描寫和諷刺了當時西班牙社會上十分流行的騎士小說，并揭示出教會的專橫，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堂吉訶德》問世以來，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堂吉訶德的名字在不同歷史年代，不同國家都流傳著。別林斯基曾說，堂吉訶德是一個“永遠前進的形象”。堂吉訶德的名字已經(jīng)變成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名詞，成了脫離實際、熱忱幻想，主觀主義，迂腐頑固，落后于歷史進程的同義語。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堂吉訶德。堂吉訶德的形象在今天仍保持它的意義。
作者：米蓋爾•德•塞萬提斯•薩阿維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10月9日－1616年4月22日）是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小說家、劇作家、詩人，1547年10月9日出生于馬德里附近的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鎮(zhèn)，1616年4月22日在馬德里逝。他被譽為是西班牙文學世界里最偉大的作家。評論家們稱他的小說《堂•吉訶德》是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現(xiàn)代小說，同時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之一。他的一生經(jīng)歷，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冒險生涯。他生于16世紀的西班牙，那是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被逐回北非，西班牙從地域到宗教都得到統(tǒng)一。在西班牙王廷的資助下，哥倫布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海洋冒險促進了殖民主義的興盛，對美洲的掠奪刺激了國內(nèi)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一些城市里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開始萌芽，西班牙擁有一千多艘船航行在世界各地，成為稱霸歐洲的強大封建帝國。但是西班牙的強盛極為短暫，專制君主腓力普二世對外發(fā)動多次失敗的戰(zhàn)爭，既耗盡了國庫的資產(chǎn)，也使西班牙喪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在國內(nèi)，封建貴族與僧侶還保持著特權(quán)，各種苛捐雜稅繁多，使得貧富分配不均的現(xiàn)象更為突出，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盡管專制王權(quán)與天主教會勾結(jié)在一起，利用宗教裁判所鎮(zhèn)壓一切進步思想與人民的反抗，但人文主義思想仍然得到傳播，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作家。
塞萬提斯出生于一個貧困之家，父親是一個跑江湖的外科醫(yī)生。因為生活艱難，塞萬提斯和他的七兄弟姊妹跟隨父親到處東奔西跑，直到1566年才定居馬德里。顛沛流離的童年生活，使他僅受過中學教育。
23歲時他到了意大利，當了紅衣主教胡利奧的家臣。一年后不肯安于現(xiàn)狀的性格又驅(qū)使他參加了西班牙駐意大利的軍隊，準備對抗來犯的土耳其人。他參加了著名的勒班多大海戰(zhàn)，這次戰(zhàn)斗中，西班牙為首的聯(lián)合艦隊的二十四艘戰(zhàn)艦重創(chuàng)了土耳其人的艦隊。帶病堅守崗位的塞萬提斯在激烈的戰(zhàn)斗中負了三處傷，以至被截去了左手，此后即有“勒班多的獨臂人”之稱。經(jīng)過了四年出生入死的軍旅生涯后，他帶著基督教聯(lián)軍統(tǒng)帥胡安與西西里總督給西班牙國王的推薦信踏上返國的歸途。
不幸的是途中遭遇了土耳其海盜船，他被擄到阿爾及利亞。由于這兩封推薦信的關(guān)系，土耳其人把他當成重要人物，準備勒索巨額贖金。做了奴隸的塞萬提斯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卻均以失敗告終，但他的勇氣與膽識卻得到俘虜們的信任與愛戴，就連奴役他們的土耳其人也為他不屈不撓的精神所折服。1581年親友們終于籌資把他贖回，這時他已經(jīng)34歲了。
以一個英雄的身份回國的塞萬提斯，并沒有得到腓力普國王的重視，終日為生活奔忙。他一面著書一面在政府里當小職員，曾干過軍需官、稅吏，接觸過農(nóng)村生活，也曾被派到美洲公干。他不止一次被捕下獄，原因是不能繳上該收的稅款，也有的卻是遭受無妄之災。就連他那不朽的《堂吉訶德》也有一部分是在監(jiān)獄里構(gòu)思和寫作的。1616年他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塞萬提斯十分愛好文學，在生活窘迫的時候，賣文是他養(yǎng)活妻兒老小的唯一途徑。他用文學語言給一個又一個商人、一種又一種商品做廣告。他寫過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數(shù)目的抒情詩、諷刺詩，但大多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他亦曾應劇院邀請寫過三四十個劇本，但上映后并未取得預想的成功。1585年他出版了田園牧歌體小說《伽拉泰亞》（第一部），雖然作者自己很滿意，但也未引起文壇的注意。塞萬提斯50余歲開始了《堂吉訶德》的寫作�！短�•吉訶德》是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書中堂吉訶德在游俠生活中的遭遇，揭露了社會的黑暗，抨擊教會的專橫，揭示人民的困苦。他塑造的堂吉訶德和他的仆從桑丘，是西方古典文學中的兩個典型形象。
1605年《堂•吉訶德》[1]第一部出版，立即風行全國，一年之內(nèi)竟再版了六次。這部小說雖然未能使塞萬提斯擺脫貧困，卻為他贏得了不朽的榮譽。書中對時弊的諷刺與無情嘲笑遭到封建貴族與天主教會的不滿與憎恨。1614年有人出版了一部偽造的續(xù)篇，站在教會與貴族的立場上，肆意歪曲、丑化小說主人公的形象，并對塞萬提斯本人進行了惡毒的誹謗與攻擊。塞萬提斯為了抵制偽書的惡劣影響，趕寫了《堂•吉訶德》第二部，于1615年推出。除此之外，他還于1613年出版了包括十三篇優(yōu)秀短篇小說的《懲惡揚善故事集》，其中有曲折的愛情故事，有社會風俗的描寫，也有一些哲學議論。書中描寫了封建社會的罪惡以及西班牙下層民眾生活的貧困，肯定人性與個性自由，對社會的不公正發(fā)出了憤怒的抗議。這些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的現(xiàn)實主義短篇在西班牙文藝復興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中，以《堂•吉訶德》最為著名，影響也最大，是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和歐洲最杰出的作品。英國的拜倫慨嘆堂吉訶德成了笑柄，法國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訶德的傷感，德國的希雷格爾把堂吉訶德精神稱為“悲劇性的荒謬”或“悲劇性的傻氣”，而海涅對堂•吉訶德精神則“傷心落淚”和“震驚傾倒”。中國翻譯家楊絳認為，這部作品成名的最根本原因是作者塑造了堂吉訶德和桑丘這兩個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堂•吉訶德》原名《奇情異想的紳士堂吉訶德•臺•拉•曼卻》，作者在序言中申明：“這部書只不過是對于騎士文學的一種諷刺”，目的在于“把騎士文學地盤完全摧毀”。但實際上，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超過了作者的主觀意圖。在這將近一百萬言的作品中，出現(xiàn)了西班牙在16世紀和17世紀初的整個社會，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侶、牧師、兵士、手藝工人、牧羊人、農(nóng)民，不同階級的男男女女約七百個人物，尖銳地、全面地批判了這一時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學、藝術(shù)以及私有財產(chǎn)制度，使它成為一部“行將滅亡的騎士階級的史詩”，一部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名著。
作品主人公堂•吉訶德是一個不朽的典型人物。書中寫道，這個瘦削的、面帶愁容的小貴族，由于愛讀騎士文學，入了迷，竟然騎上一匹瘦弱的老馬“駑骍難得”，找到了一柄生了銹的長矛，戴著破了洞的頭盔，要去游俠，鋤強扶弱，為人民打抱不平。他雇了附近的農(nóng)民桑丘•潘沙做侍從，騎了驢兒跟在后面。堂吉訶德又把鄰村的一個擠奶姑娘想像為他的女主人，給她取了名字叫杜爾西娜雅。于是他以一個未受正式封號的騎士身份出去找尋冒險事業(yè)，他完全失掉對現(xiàn)實的感覺而沉入了漫無邊際的幻想中，唯心地對待一切，處理一切，因此一路闖了許多禍，吃了許多虧，鬧了許多笑話，然而一直執(zhí)迷不悟。他把鄉(xiāng)村客店當做城堡，把老板當做城堡的主人，硬要老板封他為騎士。店老板樂得捉弄他一番，拿記馬料賬的本子當《圣經(jīng)》，用堂吉訶德的刀背在他肩膀上著實打了兩下，然后叫一個補鞋匠的女兒替他掛刀。受了封的騎士堂•吉訶德走出客店把旋轉(zhuǎn)的風車當做巨人，沖上去和它大戰(zhàn)一場，弄得遍體鱗傷。他把羊群當做軍隊，沖上去廝殺，被牧童用石子打腫了臉面，打落了牙齒。桑丘•潘沙一再糾正他，他總不信。他又把一個理發(fā)匠當做武士，給予迎頭痛擊，把勝利取得的銅盆當做有名的曼布里諾頭盔。他把一群罪犯當做受迫害的紳士，殺散了押役救了他們，要他們到村子里找女恩主去道謝，結(jié)果反被他們打成重傷。他的朋友想了許多辦法才把他弄回家去。在第二卷中，他繼續(xù)去冒險，又吃了許多苦頭，弄得一身病。他的一位朋友參孫•卡拉斯科假裝成騎士把他打翻了，罰他停止游俠一年。堂吉訶德永遠愛對著臆想中的敵人猛沖過去，亂戰(zhàn)一陣，但是由于他的美好愿望不切實際，戰(zhàn)術(shù)荒誕可笑，因而處處碰壁，好心不得好報，甚至險些喪命。當他和桑丘吃盡苦頭，輾轉(zhuǎn)回到家鄉(xiāng)時，他已一病不起。但經(jīng)過一翻游歷，他已認識到自己從前是個瘋子，那些騎士小說都是胡說八道，只恨后悔得太晚了。
這個人物的性格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瘋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著高度的道德原則、無畏的精神、英雄的行為、對正義的堅信以及對愛情的忠貞等等。他越瘋瘋癲癲，造成的災難也越大，幾乎誰碰上他都會遭到一場災難，但他的優(yōu)秀品德也越鮮明。桑丘•潘沙本來為當“總督”而追隨堂吉訶德，后看無望，仍不舍離去也正為此。堂吉訶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化身。他對于被壓迫者和弱小者寄予無限的同情。從許多章節(jié)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他以熱情的語言歌頌自由，反對人壓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過這一典型，塞萬提斯懷著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義的終結(jié)。這一點恰恰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舊的信仰解體、新的信仰（資產(chǎn)階級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斷裂時期的社會心態(tài)。
堂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潘沙也是一個典型形象。他是作為反襯堂吉訶德先生的形象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的形象從反面烘托了信仰主義的衰落這一主題。堂吉訶德充滿幻想，桑丘•潘沙則事事從實際出發(fā)；堂吉訶德是禁欲主義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則是伊壁鳩魯式的享樂派；堂吉訶德有豐富的學識，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訶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個農(nóng)民，有小私有者的缺點，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島（實際上是一個村）的位置上時，他又能夠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不貪污受賄。后來由于受不了貴族們的捉弄離了職。他說：“我赤條條來，又赤條條去，既沒有吃虧，也沒有占便宜，這是我同其他總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潛先生在評價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這兩個人物時說：“一個是滿腦子虛幻理想、持長矛來和風車搏斗，以顯出騎士威風的堂吉訶德本人，另一個是要從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祿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們一個是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是可笑的實用主義者。但是堂吉訶德屬于過去，桑丘•潘沙卻屬于未來。隨著資產(chǎn)階級勢力的日漸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訶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塞萬提斯善于運用典型化的語言、行動刻畫主角的性格，反復運用夸張的手法強調(diào)人物的個性，大膽地把一些對立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交替使用，既有發(fā)人深思的悲劇因素，也有滑稽夸張的喜劇成分。盡管小說的結(jié)構(gòu)不夠嚴密，有些細節(jié)前后矛盾，但不論在反映現(xiàn)實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歐洲在此以前的小說前進了一大步，標志著歐洲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歐洲許多著名作家都對塞萬提斯有很高的評價，如：
歌德：“我感到塞萬提斯的小說，真是一個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寶庫。”
拜倫：“《堂吉訶德》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發(fā)笑，則越使人感到難過。這位英雄是主持正義的，制伏壞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發(fā)了瘋�！�
海涅：“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tǒng)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chuàng)作里分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雨果：“塞萬提斯的創(chuàng)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謂天衣無縫；主角與桑丘，騎著各自的牲口，渾然一體，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極……”
別林斯基：“在歐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學作品中，把嚴肅和滑稽，悲劇性和喜劇性，生活中的瑣屑和庸俗與偉大和美麗如此水乳交融……這樣的范例僅見于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薄皟�(nèi)容提要”部分選自徐葆耕《西方文學之旅（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