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君按：年份戛然交接，世界變幻莫測，這一年，我們在人的脆弱中發(fā)現(xiàn)思想的韌性，在遠處和近處的哭聲中反思知行合一的實踐，在區(qū)隔中嘗試共同體的重建，在失落與破碎中探索溝通與聯(lián)結的可能，而閱讀仍然是一種重要的交流途徑，一種古老的聯(lián)結方式，也是生活中尋常感與永恒感的寶貴來源。
冬日嚴酷，但知識溫熱。2020年歲末，學人君繼續(xù)邀請50余名不同領域以閱讀、思考及寫作為志業(yè)的“讀書人”，挑選出本年私人書單，偏于學術但不廢通俗，經(jīng)匯編整理后分期推出，凡200余本。第一期私人書單匯編主題為“中國史”，文中分中國通史、古代史、近代史、共和國史等四部分。圖書分類、排序大體按內(nèi)容所屬主題、時間，但一些“模糊地帶”只能“模糊處理”，還請讀者理解。
本期薦書學人
�。ㄒ勒账]書順序排列）
伍 國 撒海濤 魚宏亮 樊 星
嚴 泉 萬昌華 牟 群 維 舟
唐小兵 馬 勇 趙肖榮 張 崑
呂文浩 周 俊 樊建政 蕭功秦
- 中國通史-
《中國歷史通論》
作者：王家范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
伍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副教授
今年夏天（按：指2020年），在知悉王家范先生仙逝以后才找到此書來讀。《中國歷史通論》全書采用了一種“是則是，非則非，信則信，疑則疑”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辨析中國歷史上的諸多宏觀問題，包括對“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反思，中國古代的“公”和“私”，“集權”和“分權”等宏觀論題，以及私有制不健全問題的研究。讀時突有所悟：當代歷史學家王家范先生在分析某個古人或者事件的時候，他已經(jīng)站在原始資料和歷代多位學者的分析之上，到他這里，再經(jīng)過他自己跨學科，緊追當代最新議題的獨立審視和批判，其一連串洞見就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既通貫又扎實，同時新見迭出的的感悟和智慧。例如，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 ‘小私有’的小農(nóng)本質上是為國家‘打工’的，他們必須看‘國家’的臉色生活” 。
王家范先生認為，哲學讓人聰明，文學讓人有激情，史學讓人冷靜。也就是說，真正讓人獲得心智的陶冶，并把理性reason，激情passion，智力intellect結合起來，還是必須回到文，史，哲這三個攸關人類心靈和智慧的最基本的門類。在制度以外，歷史研究所涉及的是價值，情感，命運，人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家范先生對《后編》中承認他對社會科學理論的重視：“我確實比較推重社會學對史學變革可能起的‘助產(chǎn)婆’作用。”王家范先生的史學觀也是我所欽佩的：“一是意識到史學必須有批判的意識，二是追溯歷史是為了現(xiàn)在和未來�！�
《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
作者：王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撒海濤 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生
中國的多民族格局既是歷史的，也是現(xiàn)實的。當中國要成為塑造未來世界秩序的參與者，如何憑借自身所具有的歷史文化資源，民族國家的歷史便成為必須要重新審視的時代命題。王柯此書即是從整體角度回溯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歷史脈絡的優(yōu)秀著作。該書自2001年問世至今年再版，一直吸引著關注此問題的目光，頻繁出現(xiàn)于各大圖書榜之列，一方面說明了著作本身的魅力，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中國的民族邊疆問題二十年來愈發(fā)與現(xiàn)實緊密相連的態(tài)勢。該書前六章是歷史脈絡的鉤沉，即所謂“天下觀”與“華夷之辯”主導下歷代邊疆治理的得失敘述；后四章更臻純青，對滿清帝國新疆治理與近代新疆問題之間的關聯(lián)分析，對中國共產(chǎn)黨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理論與實踐等皆有精辟論述。
作家阿來曾說：“只有把這些非漢族的人民也當成真正的中國人,只有充分認識到他們的生活現(xiàn)實也是中國的普遍現(xiàn)實,他們的未來也是中國未來的一部分,這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真正的‘天下觀’。惟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識分子,才能使優(yōu)勢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為只有漢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國;也才能使弱勢的一方不墮入褊狹,以為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真正的中國。只有這樣雙向地警醒與克服,我們才會有一個完整的中國觀,才會建立起一種超越性的國家共識。”作者長期關注中國近代的民族邊疆問題，其他如《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shù)民族的國家認同》等著述皆為精湛之作，讀來自有體會，一并推薦之。
《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
作者：金觀濤/劉青峰
法律出版社，2015年
魚宏亮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所有的危機中，思想貧困的危機是一切危機的根源。
直到2020年年初，整個世界看上去還是一片繁榮興旺。載滿旅客的大客機穿梭于各大洲和地區(qū)，科技飛速進步，5G、智能機器人是許多高端人士的口頭禪，各大證券市場主導著世界財富的流向……然后就是突然之間，一場起初規(guī)模有限的傳染病，改變了世界的一切。整個世界競相采取閉關鎖國政策，政治領袖們互相攻擊，互相劫掠防疫物資，全球化備受指責……現(xiàn)代人苦心營造的文明體系被撕扯到地，人們看到的是一片赤裸裸的叢林世界。到目前為止，世界疫情的發(fā)展依然看不到盡頭，而世界的未來何去何從，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
面對紛繁復雜的各種問題，我們能夠堅定地立足的、據(jù)以反戈一擊的堡壘，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有一個啟蒙時代。我們所有的現(xiàn)代價值都建立在啟蒙時代上，理性、權利、公平、正義……人類進入工業(yè)時代以來，工業(yè)化、全球化、智能化，已經(jīng)將歷史發(fā)展的節(jié)奏幾何級別的進行了加速。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發(fā)展出了更加復雜的金融、福利、社會官制的制度，技術對信息傳遞和人的知識獲取都在產(chǎn)生日益加速的推動，甚至開始直接改變?nèi)说男再|和面貌。而我們的思想和哲學面對這飛速的變化完全無能為力。無論是全球化危機也罷還是帝國主義危機也罷，我們賴以思考的工具除了啟蒙時代，再無其它選擇。這反映的本質是，這個社會種種沖突與問題的總根源，在于我們的思想嚴重滯后于時代，思想不能再引導精英階層深入思考人類的未來，人類需要更多的思想資源來支撐其漫無邊際的擴張。在這個時代，我們更需要思想與哲學。
只有少數(shù)有洞見的思想家，在思考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對人類意味著什么。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是一部體大思精的思想史著作，如果你看到這部著作中對人類早期思想集中爆發(fā)的軸心時代的分析，你就會對東西方歷史道路的形成有了一個深入的認識。這部著作中充滿深刻的見解，有關魏晉風度與佛教，有關常識理性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都會讓我們在思想上沉淀下來，思考真正的、更加本質的問題。對于當代的思考，如果你能結合著金觀濤編著的《賽先生的夢魘——新技術革命二十講》一書，就更加清楚的認識到思想對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性。也更能體會到，思想的貧乏，對一個時代有多可怕。
《國史大綱》
作者：錢穆
商務印書館，2013年
樊星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這本書寫于抗戰(zhàn)烽火中，意在弘揚民族精神。只是“引論”中言中華民族文化于“和平”中進展，顯然與中國歷史多動蕩、多戰(zhàn)爭的史實不合。書中也有對于民族“病態(tài)”的洞見，但認為“挽近中國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無識”，也明顯與中國歷史上多暴君、昏君的痼疾不符。盡管如此，全書在恢弘的氣勢中揭示了民族精神一脈相承的發(fā)展歷程，那便是儒、墨兩派反對貴族的精神，是志在天下的“游士精神”，是漢代士大夫不畏強暴、與黑暗勢力斗爭的精神，也是新崛起的勢力“來自民間的新精神”，還是某種高潔的“門第精神”，亦是一種“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可見不拘一格，多元渾融，多變中有所不變，在與各種病態(tài)的博弈中常常創(chuàng)造出各種奇跡。一般談到的儒、道、佛思想在歷史上居然產(chǎn)生了如此豐富多彩的形態(tài)，亦可見歷史的復雜多變超出了哲學的博大精深。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的昨天，在新的危機突現(xiàn)的當今之世，讀這樣的國史是有助于樹立起必要的文化信念的——這顯然是與狂熱的民粹主義截然不同的一種理性精神。
《簡讀中國史》
作者：張宏杰
岳麓書社，2019年
嚴泉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正如書名副標題所言“世界史坐標下的中國”，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之下，厘清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脈絡，思考中華文明發(fā)展的歷史演變與未來趨勢。作者化用西南聯(lián)大皮名舉教授的話，“不讀中國史，不知中國之偉大；不讀世界史，不知中國之特質�！惫畔ＥD、古羅馬、中世紀、工業(yè)革命等等，世界史內(nèi)容幾乎占了一半，全書共八篇，每篇都是在“世界史的坐標下”對中國的歷史進行客觀的呈現(xiàn)剖析和評價。雖然本書重點是古代中國歷史，但是這種比較歷史視角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的研究，同樣是富有啟示的。例如，一直到近代，中國都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發(fā)展軌跡為何與被歐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徑庭？它的命運是因其廣袤的國土而生，還是在與強大對手的角逐中造就，或者另有他解？在歐洲殖民的狂風暴雨中，中國卻仍然屹立，保有了基本的獨立，是什么原因讓中國在19世紀走上了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的發(fā)展道路？
- 中國古代史 -
《中國轉向內(nèi)在》
�。溃﹦⒆咏� 著，趙冬梅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萬昌華商丘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該書著者劉子健(1919-1993)是知名美籍華裔歷史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兩宋史�！吨袊D向內(nèi)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一書的英文版，初版于1989年。
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說過一句轉引率頗高的話：“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xiàn)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劉子健認為此論正確，但還應更具體些。他們認為造成中國目前的樣子，主要是在南宋時期。
南宋高宗朝是中國轉向內(nèi)在的關鍵時期。具體說來，這一轉向可以分為三個互有重疊又各具主題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女真入侵與北宋滅亡，引發(fā)了空前的震蕩與屈辱。第二階段大體是1132年杭州選為臨時行在到1138年正式定都。前一階段的震蕩與反應致使朝野士大夫把北宋的悲劇歸咎于王安石變法，從而形成一個可以稱之為道德保守主義的士大夫群體，而高宗正好借此“關閉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機構變革的大門”。第三階段，從開始紹興和談到高宗的禪位，出于戰(zhàn)爭的需要與國內(nèi)國際雙重安全的考慮，政局變得專制甚至獨裁，道德保守主義者的儒家理想在現(xiàn)實權力政治的打壓下化為齏粉。
著者認為，在君主政體下，“君相關系實際上決定著朝政的運作方式，仔細研究這一關系將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大體從徽宗即位到高宗禪位的六十年間，原本由宰執(zhí)官僚圈分享的決策權就被皇帝與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喪失殆盡，任何改革也就喪失了參與者和推動者。
在討論中國轉向的過程中，劉子健認為，“不應當只是歸咎于國家權力”。惟其如此，他還分析了官僚知識分子中的兩個派別，即道德保守主義者群體與現(xiàn)實主義者群體。道德保守主義者的官僚群體更推崇政治理想，與此相對，現(xiàn)實主義者的官僚群體則更講究實利。統(tǒng)治階層的這種分野，在任何政權里都不難發(fā)現(xiàn)。作為道德保守主義者的個案研究，著者選擇趙鼎是慧眼獨到的。趙鼎與張浚的短暫蜜月與勞燕分飛，某種程度上是“道德保守主義者和更講實利的現(xiàn)實主義者之間的政治沖突”。宋高宗其人，至今仍引起宋史學界的廣泛爭議。著者認為，“在統(tǒng)治初期，高宗心目中就已經(jīng)牢固地確立了道德保守主義的基礎”。這一抉擇的目的，首先是一種政治姿態(tài)，無非向朝野表明他的統(tǒng)治與此前的黑暗年代有所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可以借助道德保守主義思潮推涌而關閉任何變革的大門。宋高宗是一個諳于權術的皇帝，就政策取向來看，他是比現(xiàn)實主義更進一步的實用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惟其如此，他才會向金朝屈膝稱臣。他在兩派官僚之間搞平衡，聲稱程學（道德保守主義者無疑是其門徒）與王學（現(xiàn)實主義者往往是其擁躉）各有可取之處，而在實際上開始冷落道德保守主義者。
在轉向內(nèi)在中獨裁模式最終形成，宋代知識分子出路何在，也是劉子健關心的問題。除去寡廉鮮恥者，那些思想高尚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寧愿閑居不仕，或是站在當權派旁邊指點江山，或是無可奈何地轉向內(nèi)省，而較少關注國家大事；一部分還會去做官，由于深感“至高無上的專制君主是惟一的關鍵。如果能給皇帝注入新的動力，他就有可能改變政府”。南宋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家，之所以那么重視內(nèi)省功夫與熱衷為帝王師，深層原因應即在此。
新儒學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反對學派，在南宋前期轉向內(nèi)在之后，主要通過書院形式向民間傳播與發(fā)展。以他們的人格與學問，在民間普及新儒學方面確實成績斐然，以至于到南宋中期已有爭奪正統(tǒng)的勢頭。而各種思想派別為思想意識權威而發(fā)生正統(tǒng)之爭時，最高當局不外乎接受、壓制與調(diào)和三種選擇。北宋采用荊公新學，實施新政，選擇的是第一條接受的道路；南宋起初采取第二條壓制的道路，直到慶元黨禁解凍才開始轉向第三條調(diào)和的道路。到理宗朝，國家終于承認新儒學成為正統(tǒng)官學，但著者認為這是“得不償失的勝利”，他們必須飽嘗勝利所帶來的后果：新儒學被本學派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優(yōu)越感所左右，也開始“習慣于壓制政治上的批評聲浪”；當新儒家在政治建議得不到推行時，就會反躬自省，寄希望于未來；新儒學“很久以前曾經(jīng)是新生事物”，而現(xiàn)在最終“失去了變革的力量”。
在研究了中國轉向內(nèi)在的相關層面后，其癥結十分明確：“國家權力始終處于傳統(tǒng)中國舞臺的中心。中國文化的命門存在于政府和意識形態(tài)（政教）當中，其混合體決定著其他一切，包括經(jīng)濟領域�！痹谒未蛘咄砻�，即便“不斷提高的生產(chǎn)力、日益拓展的貿(mào)易、重商主義的張揚和正在發(fā)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這一變化”�？傊笸ㄟ^經(jīng)濟的發(fā)展來熔化那個堅固僵硬的混合體，只是一廂情愿的癡人說夢。
在該書結尾，劉子健拋開了宋史，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最后，讓我們將對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們的現(xiàn)代繼承人身上，這就是今天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科學家、技術專家、官僚、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等等�，F(xiàn)代國家體系接掌了那個政治-文化的混合體，組織嚴密；而他們存在于體系之外，分散而無組織，除了服務，別無選擇。在痛苦中，他們同樣應當受到同情。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
作者：虞云國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牟群藝術學者
我最近研究大足寶頂石刻的歷史背景，細讀虞云國教授著《南宋行暮》，書名出自陸機《嘆逝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說的是南宋光寧時期的下坡路。虞教授是南宋史專家，著作等身，致宏極微。尤對光寧在世的七十七年這一段風云，利目深喉，洞幽燭微。虞教授筆下，大筆墨處對帝王宏觀處境與個性心理、朝廷政治生態(tài)、理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沉浮退顯……小筆墨處對南宋官僚層規(guī)、文官系統(tǒng)，行政體制的細屑描述，金融幣制、農(nóng)商稅務的技術環(huán)節(jié)，后官嬪妃的待遇禮數(shù)，群臣之間的利益環(huán)鏈……蔚為大觀，精采紛呈，真實感受到南宋淳厚的文明積淀和精神風貌。
南宋是令人愛恨交集的朝代。她的文明與藝術達到當時世界頂峰，但同時又受到金、蒙野蠻國家的欺辱。光寧時代，喪鐘已經(jīng)敲響，敲鐘者有外敵，有帝王的的暗弱，權臣的專捍，完備的體制產(chǎn)生的整體腐敗。各種壓力之下，明君的理想與復雜的現(xiàn)實，權力的欲望與性格的局限，導致光宗的瘋臆，寧宗的忍懼，宰執(zhí)的挾獨，群僚的傾軋，理教的虛空，經(jīng)濟的潰退，國防的敗局，權貴的驕縱，民生的凄情……這一切的交織，譜寫出南宋光寧時期廣闊而悲壯的史詩。
虞云國教授此書，典脈通貫，文彩飛揚，讀來蕩氣回腸，拍案擊盞，余音繞梁。其格在正史與演義之間。春秋筆法，開卷有益，豈在陳壽、羅貫中之殊。
光寧時期的詩詞巨擎辛棄疾、陸游的名句，正好是南宋風雨飄搖，金散玉碎的寫照，也是虞云國教授《南宋行暮》的境界與主旋律：
眾里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辛棄疾）
已是黃昏獨自愁
更著風和雨。
零落成泥碾作塵，
只有香如故（陸游）
《馬可·波羅與元代中國》
作者：馬曉林
中西書局，2018年
撒海濤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生
似乎還沒有一本游記，能夠和《馬可·波羅行紀》一樣，自問世以來便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不僅在歷史上提供了關于“他者”世界的知識圖景，也長期以來受到一座座如山的研究巨人諸如伯希和等人的關注。選擇研究這樣一部著作的意義和難度可想而知。作為元史研究領域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馬曉林不僅對《馬可·波羅行紀》研究的現(xiàn)狀及路徑進行了清晰處理，還運用文本比勘方法，復原出元代中國的禮俗場景，揭示了蒙元時代歐亞大陸多元文化交流的眾多側面，展示了出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術能力和潛力。中國學界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發(fā)揚光大于楊志玖先生，作為楊先生的再傳弟子，馬曉林此作還有接續(xù)學統(tǒng)的意味。
《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
作者：羅文華
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魚宏亮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藏傳佛教已經(jīng)日益充斥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消息說北京朝陽區(qū)的仁波切已經(jīng)達到了數(shù)萬人。更不用說許多富商巨賈、高官顯貴、演藝明星都熱衷于供養(yǎng)佛教的僧侶作為精神的導師這種小圈層亞文化現(xiàn)象了。這反映的是宗教社會學上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傳統(tǒng)現(xiàn)代化理論中認為理性與祛魅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基石之一，已經(jīng)被大大動搖了。我們看到的是經(jīng)濟越繁榮，科技越發(fā)達，而人類社會中越充滿著大量“復魅”現(xiàn)象。人類在心靈上渴望感性的撫慰而不是理性的鞭撻，成為大眾文化中的一個新現(xiàn)象。甚至在專業(yè)領域，眾多專業(yè)化的歷史學家和宗教學家，都無法擺脫種種自身情感需求的影響，學術著作中充斥著帶有自身特定需求的隨性解釋，已經(jīng)在形成了一種學術公害。
在這個方面，羅文華的《龍袍與袈裟》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全面檢視、探討歷史上藏傳佛教如何將自己貼合在官方文化中的過程。羅文華本人是故宮博物院專門從事藏傳佛教研究的學者，同時又是一位常年游走于青海、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寺院的探險者，無論是有關藏傳佛教中的種種法器、儀軌、諸神、廟宇、信眾，還是佛教的信仰、義理與思想，他都有著全面的研究與深刻的體認。他曾經(jīng)主編過《藏傳佛教眾神》一書，將我們所能看到的各種神祇與信仰一一進行了檢視。我相信這是一部有關藏傳佛教最權威的著作，更是一部有關清代皇家信仰中最深入的一部著作。這種著作的閱讀，可以讓普通公眾一舉褪去眾多中外以清代藏傳佛教為題的裝神弄鬼的作品所帶來的虛妄。
《維正之供：清代田賦與國家財政（1730-1911）》
作者：周健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
維舟 作家、書評人
在王業(yè)鍵等前人基礎之上系統(tǒng)研究了清代田賦制度，堪稱推陳出新的典范之作。周健提出，即便是集權如清代，在實踐中也不得不依靠地方來完成賦稅征收，這一兼有“集中”與“分散”的管理模式是戶部-省-州縣等各級政府間的“包征包解”。這樣的治理模式其實不僅限于財政，社會學家周雪光稱之為“行政發(fā)包制”，即中央提出目標，由各地結合實際，靈活完成。
田賦事關國家正供，其間的種種現(xiàn)象，正表明當時的中國仍非一個現(xiàn)代國家，其分配、交稅所依據(jù)的與其說是普遍意義的法律秩序，倒不如說是根據(jù)不同層級之間復雜的權力博弈。由此入手也可窺見傳統(tǒng)國家的治理困境與現(xiàn)代轉型之難，種種癥結，于此均可見一斑。
這其實需要相當程度上的跨學科學養(yǎng)為基底，作者對史料爬梳極為用心，大體謹守史學藩籬，不過這個問題事關國家的整體結構化轉型，所關涉實遠遠超出財政和官僚體制本身，這一點本書所申論略欠深入。
- 近代史-
《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
作者：楊國強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
唐小兵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楊國強先生師承近代史名家陳旭麓先生而又自成一家，無論史識、史才還是史筆都是獨步中國史學界。這十年來我從他的學術與人格中都受益良多，每次遇到學術問題或人生出處之困頓我都會求教于他，是他告訴我面對這個時代與體制應該如何安身立命，選擇一條最適合自己的學術道路做有內(nèi)在價值和文化尊嚴的讀書人。他之前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又再版的晚清史著作《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和這本《衰世與西法》都是我常讀常新的大書，從中不僅僅可以洞察歷史體察人心，更能夠獲得一種從其他學術書寫中不太能獲致的精神的力量，歷史書寫成為了一種面向讀者的心靈建設與人格養(yǎng)成。
面對晚清以降近代中國的一百多年的新陳代謝歷史，楊國強老師更多的是秉持一種人文主義的史家立場，對近代歷史人物多了幾分了解之同情，也因此對他們在歷史處境、個人意識與行動的三角互動中的左沖右突、內(nèi)外交困的境地有一份蒼涼之共情與力透紙背之睿識。他所處理的晚清中國面對西法逼入而古老的華夏民族被“轟出中世紀”的歷史經(jīng)驗與創(chuàng)痛，以及因此而伴隨的虛驕自負而內(nèi)里自卑的民族情感與歷史記憶（比如《中國人的歷史經(jīng)驗和歷史經(jīng)驗之外的世界》、《西潮與回瀾：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歷史》等名篇都是值得一再重溫的文章），對于我們?nèi)绾翁幚斫袢蔗绕鹬袊c西方世界的關系，以及越來越世俗化的中國與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關系，毫無疑問有著一份不容輕忽的借鑒價值。
《歷史的“三峽”》
作者：[美] 唐德剛
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唐德剛先生“中國必將走出歷史三峽”之論斷影響巨大深遠，國內(nèi)外許多研究者據(jù)此分析中國社會過往幾百年的歷史，以及未來若干年的歷史走向。唐先生的這些分析散見于他的各種論述，比如《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等�，F(xiàn)在新出的這本書，集中選編了唐先生相關主題的一組論文，對于理解唐先生此論之思路、立意，甚有幫助。唐先生在這部書中指出，過往幾百年就是中國在大航海之后的轉型史，就是從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從農(nóng)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的轉型，其目標就是建構一個與世界潮流大致合拍，又能切合中國固有文明邏輯思路的新型國家。這個轉型期就是“歷史三峽”，本書就是分析轉型的難點與目標。唐先生語言詼諧，幽默，讀其書猶如面對一個博學的長者，聽其娓娓道來。
《追尋富強》
作者：[美]斯蒂芬·哈爾西
譯者: 趙瑩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
嚴泉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為一本研究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反思之作，斯蒂芬·哈爾西的《追尋富強：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1850-1949》無疑是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從一開始，他就試圖挑戰(zhàn)關于近代中國的傳統(tǒng)史觀與歷史認知。在哈爾西看來，過去有關中國百年現(xiàn)代化（1850-1949）的主流論述都采用了一種元敘事（meta narrative），晚清最后60年是政治羸弱與衰敗不堪的歷史。當然，民國近40年的歷史也是動蕩不安與分崩離析的。從民族主義感情來評價，人們普遍認為這段時間是在西方列強魔掌下的“屈辱的世紀”。
為此，哈爾西試圖采用與傳統(tǒng)論述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徑，嘗試在全球化的視野下，借助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理論框架，對近代中國的制度變遷作出全新的闡釋。書中不少地方新意迭出，但有些看法無疑是富有爭議的，特別是對于中國現(xiàn)代國家建構成功的積極評價，有時候顯得過于宏大敘事，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國家建構進程中的問題與挑戰(zhàn)。例如，這種立論無法解釋20世紀上半葉中國頻繁的內(nèi)亂與革命現(xiàn)象。
《五四運動史：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革命》
作者：[美]周策縱
譯者: 陳永明/張靜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趙肖榮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基礎教育學院講師
對于生活在現(xiàn)代的中國人來說，“五四運動”像一塊界碑，史實和意義深深地固化在我們的意識和心靈深處。與眾多對“五四運動”史的書寫不同，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革命》脫離了歷史的宏大意義，著墨展現(xiàn)了其中的歷史細節(jié)和非傳統(tǒng)意義，更多地指向了書名的副題——“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革命”這一主題，即“五四”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不乞靈于古圣先賢，詩云子曰，或道德教條，不代圣人立言，而是訴諸真理與事實，替自己說話，這種尚“知”的新作風，可看成是中國文明發(fā)展史上最重大的轉折點。
寫作一部史學著作，作者持何種歷史觀、如何在眾說紛紜中尋求真相，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挑戰(zhàn)。尤其是五四運動，事件復雜，史料未及，不同立場的各自解釋，真乃“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作者至少檢閱過1915-1923年間的六七百種報紙，堅持凡論必有據(jù)。作者自述，他寫作此書，雖借鑒了多元歷史觀，從希羅多德到羅素，但主要受中國史家兩種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影響和支持：一是臨文不諱，秉筆直書；一是不求得寵于當時，卻待了解于后世。
這本書對我的意義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作為普通讀者，它拓展了我理解“五四”的視野和維度；二是作為大學老師，它豐富了我學習歷史、講授歷史的方法；三是作為一個天資愚鈍卻抱定要終生學習的人，作者治史治學的精神深深地激勵著我，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作者：李春陽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
張崑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在圣經(jīng)著名的巴別塔故事中，上帝要把萬眾一心的人們打散，打亂的不是人們的血統(tǒng)、風俗、文化或民族，而是語言。李春陽拋開了一切史學理論和意識形態(tài)的掣肘，單就語言本身的演化為線索，卻展示出一段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來。歷史問題盤根錯節(jié)，至于如何闡釋回答，可以百家爭鳴、見仁見智。李春陽提出了一個跟所有中文使用者都相關、又幾乎被所有人長期無視的問題。白話文運動，和“匹夫有責”的平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運動同時到來。沒有白話文運動，充斥二十世紀的基于動員“群眾”的社會運動必大不同，遍布全國的作為群眾運動單位的單位體制必難以有效組織。
“匹夫”們正是通過“白話文”而得以相互理解、組織起來、創(chuàng)造歷史和制造災難的。在中國歷史中，上溯文王之化，社會結構與語言文字在相互糾纏中各自進展，一邊是平民爭取參與公共事務的同質化運動，推動社會結構不斷轉型；另一邊是語言文字作為人們相互結合的藝術，奮力將變化中的動蕩社會凝聚到一起、恢復秩序。作者李春陽截取了整個歷史中的一小段，竟與整個歷史變遷相協(xié)調(diào)，既得益于作者思想上的連貫，又得益于其語言上的造詣，全書行文可謂思深語近，韻律調(diào)新，屬對無差，而痛惜之情宛然。若有什么非要責備作者的，那就是，她對白話文運動的痛苦激情，牽引了全書，卻搶奪了著作中思想的光芒。
《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
作者：馬建標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
呂文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長期以來，傳播媒介因素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在主流歷史書寫中往往顯得支離破碎、波瀾不驚。從新聞史專史研究邁向傳播媒介對于歷史進程的作用研究，正在吸引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在這股初興的學術潮流之中，本書是新近出版物中較為系統(tǒng)的一種嘗試。本書探討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新式傳播媒介發(fā)展與近代中國政治演進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主要內(nèi)容包括：傳播技術發(fā)展與應用如何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如何改變?nèi)藗兊乃枷胝J知與社會行為方式，以及在推動近代中國政治劇變過程起到重要歷史作用。
作為視角轉換后的專門研究，本書給我們多方面地探討中國近代史的進程提供了不少新鮮的知識和啟示。不過，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社會有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生活方式與行為邏輯，傳播技術手段提供的只是新的手段與可能，遠非政治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如何將這一新視角與以往的傳統(tǒng)史學研究相結合，穩(wěn)步推進對中國近代史的認知，未來還有很多工作可做。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作者：梁啟超
中華書局，2015年
呂文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本書早已是享有盛名的經(jīng)典著作，其內(nèi)容和地位都毋庸贅辭。二十五六年前上研究生時期，出于了解史學史和解決史學入門的問題，我就閱讀了本書。早年的閱讀，因自己缺乏研究經(jīng)驗，又乏高人提點，所獲僅為一般性的增廣見聞，對梁啟超先生史學觀的精微之處并未深入理解。以我現(xiàn)在的眼光再讀，深感梁氏傳統(tǒng)學問根底深厚，吸收西學能夠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將新史學的根基牢牢地扎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土壤之上。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現(xiàn)在的新史學盡管枝繁葉茂，但其中國特色尚有不少欠缺，實應接續(xù)梁氏提示的路徑加以深化。本書所述不限于理論，而且結合實例條分縷析，示人以治史的門徑。無論是史學新人還是具備相當史學研究經(jīng)驗的學者，均可細讀、精讀此書，并將相關提示融入自己的研究實踐之中。
- 共和國史-
《虛實之間：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謠言研究》
作者：李若建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周俊早稻田大學招聘研究員
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未曾像今天這樣信息泛濫。疫情之下，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為真假難辨的信息而感到困惑。謠言的肆虐是社會環(huán)境的一種投影，同時，也是公信力喪失的一種表現(xiàn)。有趣的是，正是因為2003年SARS流行期間的直接感受，使得李若建先生開始研究謠言問題。李若建先生關注的焦點是1950年代前后的中國大陸。眾所周知，因為政權更替以及冷戰(zhàn)的影響，當時的中國在許多重要領域都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變動。在此背景之下，“毛人水怪”、“割蛋”、“仙水”、“神藥”、“放蠱”等謠言肆虐中國各地，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社會恐慌。在農(nóng)村，男人晚上站崗，婦女并房睡覺，行人不敢單獨走路。在這些謠言的背后，“蘇聯(lián)”、“原子彈”、“挖眼掏心”、“掘墓”等千奇百怪的要素相互纏繞。
對于一般讀者而言，接觸這段史實本身就是一次奇妙的時空體驗。為何謠言暴發(fā)的場景總是如此相似？為何謠言會反復出現(xiàn)？為何謠言不一定止于智者？李若建先生通過細致的案例分析，從歷史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采薇》
作者：王海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樊建政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
王海光教授治史，既注意具象史實的復原，更注意解讀分析史料背后深層次的結構性邏輯，往往能有一些見微知著的啟發(fā)。這本論文集分為擷史篇、評史篇、治史篇三個部分，分別談當代史的史料解讀、學術批評及史學方法，特別適合青年史學愛好者閱讀。
擷史篇的三則史料，即1957年基層民眾的右派言論、1967年初民間反“文革”傳單、1978年中央黨校“三次路線斗爭”大討論史料，看似微觀歷史的范疇，但又觸及著歷史的重大關節(jié)，更新了許多已有的歷史成說。這三篇文章堪稱微觀個案實證研究的典范，人性關懷、見微知著、重返歷史現(xiàn)場，等等盡顯其中。特別是1967年初的署名“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反“文革”傳單，是目前所見的一個最早地從理論上系統(tǒng)批判文革的歷史文本，填補了文革思想史上一個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評史篇，以評名家論著為例，談如何批判地讀史著，實為作者對學術批評、學術規(guī)范的操演心法。其中，對楊奎松教授《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的書評篇幅最大，要言不煩，多切中語；對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的書評，被作者認為是“所有書評中最到位的一篇”；對《康生與“趙建民冤案”》的書評，將個案放回“文革”的特定歷史語境，對“文革”冤案形成的政治機理的分析到位。
治史篇，直擊治史本身，談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稌r過境未遷》是首次對當代中國史學科概念提出界定的文章；《他山之石的啟示：關于中國治史理路的再認識》，對哈佛大學文革史專家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治史理路進行商榷，探討了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理論建構問題；《回憶錄的寫作與當代人的存史責任》談回憶錄的書寫方法、口述史料的價值、利用及鑒別問題；《磨洗與重構》則專門談論當代史研究的方法，對史料收集、史料辨析、史實考據(jù)、學術綜述、讀書評書、個案研究、著史語言及史觀理念等方面的問題，作系統(tǒng)性論述，斯為全書的點睛之筆。
最后，這本書的兩篇前言，一為華東師范大學韓鋼教授所作，一是國際文革史權威瑞典學者沈邁克教授所作，都從不同角度談到他們對中國當代史的治史認識，在許多問題的理解上與本書作者不盡相同，也是不可不讀的佳作。沈邁克教授講的“多想”和建立學術信心之言，對我們青年學者頗有些語重心長的領悟。
《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
作者：[日]石川禎浩
譯者：袁廣泉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0年
周俊早稻田大學招聘研究員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然而，研究毛澤東并非是一件易事，特別是關于早期毛澤東的相關問題。因為史料過于匱乏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許多研究早期毛澤東的所謂學術作品，與其說是研究著作，還不如說是在重新編織某種傳說。石川禎浩先生的這部作品，廣泛地運用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的歷史檔案，生動地描述了毛澤東早期形象的形成和傳播過程。在今天，毛的形象可謂光芒萬丈。但是，在1920、30年代，外界對“占山為王”的毛可謂知之甚少。
書中展示的諸多圖像、文獻資料，在今人看來，極具黑色幽默的效果。例如，當時的日本情報部門將一個至今不知是何人的胖土豪照片認作是毛澤東。而共產(chǎn)國際在1930年甚至莫名其妙的發(fā)布過毛病逝的訃告。石川先生對造成的信息扭曲的種種原因都做出了細致的分析。在這部作品的后半部分，石川先生通過考察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各版本之間的差異以及該書在蘇聯(lián)、日本、中國的出版情況，含蓄委婉地批評了各國帶有目的性的言論、出版、信息管控體制。這個問題或許才是這本著作的終極關懷。我們無意間占有且已不再懷疑的歷史認識到底從何而來？影響我們歷史認知的許多信息是否由于誤解、加工、整理、篡改而變得無比扭曲？這是石川先生拋出的時代之問。
《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Author：Andrew G. Walder , Dong Guoqi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樊建政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
《十年動亂》以江蘇省豐縣為例，借助于前所未有的廣泛的信息來源，諸如大量的工作筆記、親歷者訪談、黨內(nèi)文件及軍方文件，向讀者展示了1966年紅衛(wèi)兵運動在農(nóng)村引發(fā)的爭斗，及其在1976 年毛澤東去世前的持續(xù)發(fā)展，其激烈程度大大超出人們此前的想象。
作為第一部聚焦于“文革”十年間縣級派性政治的論著，《十年動亂》通過細致入微地考察一個曾被忽略的地區(qū)如何經(jīng)歷“文革”運動，全面地揭示了“十年動亂”極為豐富的本質內(nèi)涵及造成動亂的復雜根源，對人們的既有認知做出了十分必要的匡正，并挑戰(zhàn)了長期以來關于毛時代派性沖突的解釋模式。
《鄧小平時代》
作者：[美] 傅高義
譯者: 馮克利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
蕭功秦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作者在最近仙逝，他在美國德高望重，又是少有的受到中國當政者、知識界與民眾信任的美國學者。世界從此失去了一位致力于緩和中美緊張關系，致力于中美友好的杰出學者。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如果讀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可先看本書最后一章的657頁到659頁，其中提到鄧小平接班人面臨的挑戰(zhàn)。這短短的幾頁文字，體現(xiàn)了作者對中國的深刻認識和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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