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shù)》: 《沉默的大多數(shù)》是當代作家王小波創(chuàng)作的雜文隨筆集,收錄了作者的雜文名篇。內(nèi)容涉及當代中國的時政、經(jīng)濟、人文等方方面面,林林總總的主題之下根植著作者的思想內(nèi)核——始終如一的對平等與自由的追求。 《中國人的尊嚴》: 本書是當代作家王小波的雜文精選集,收錄了《個人尊嚴》《居住環(huán)境與尊嚴》《我的精神家園》《蘇東坡與東坡肉》《奸近殺》等經(jīng)典雜文。作者以深刻甚至帶著調(diào)侃的筆調(diào)針砭時事,對“個人尊嚴”“媚雅”“格調(diào)”等問題進行了有趣而深刻的分析。 《你為什么活著》: 本書是當代作家王小波創(chuàng)作的散文隨筆集,收錄了作者的經(jīng)典雜文。作者從當代中國社會的實情出發(fā),探索與思考了身在其中的個體的生活價值與意義。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闡述觀點時的邏輯相當縝密,而筆觸又不乏生動有趣,忍俊不禁甚至有些可愛的語言中透露出引人深思的獨到見解,對每一個渴望自由與幸福的人而言,都具有極大的啟發(fā)意義。 作者簡介: 王小波,當代著名學者、作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到云南插隊,后轉插隊到山東,做過民辦教師。1974年以后在北京街道當工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貿(mào)易經(jīng)濟系,1986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文科碩士學位,1988年回國,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92年成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被譽為“中國的喬伊斯兼卡夫卡”,他是唯一一位兩次獲得世界華語文學界重要獎項“臺灣聯(lián)合報系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的中國大陸作家。主要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沉默的大多數(shù)》等。 目錄: 沉默的大多數(shù): 序言 沉默的大多數(shù) 思維的樂趣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積極的結論 跳出手掌心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論戰(zhàn)與道德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我看文化熱 文化之爭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沉默的大多數(shù): 序言 沉默的大多數(shù) 思維的樂趣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積極的結論 跳出手掌心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論戰(zhàn)與道德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我看文化熱 文化之爭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極端體驗 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對待知識的態(tài)度 有與無 我看國學 智慧與國學 理想國與哲人王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有關天圓地方 東西方快樂觀區(qū)別之我見 思想和害臊 皇帝做習題 拒絕恭維 關于崇高 高考經(jīng)歷 盛裝舞步 迷信與邪門書 科學與邪道 科學的美好 海明威的《老人與! 掩卷:《魚王》讀后 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 《血統(tǒng)》序 《私人生活》與女性文學 從《赤彤丹朱》想到的 中國人的尊嚴: 個人尊嚴 君子的尊嚴 居住環(huán)境與尊嚴 飲食衛(wèi)生與尊嚴 我的精神家園 洋鬼子與辜鴻銘 救世情結與白日夢 百姓·洋人·官 椰子樹與平等 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 長蟲·草帽·細高挑 卡拉OK和驢鳴鎮(zhèn) 從Internet說起 奸近殺 外國電影里的幽默 電影·韭菜·舊報紙 商業(yè)片與藝術片 我對國產(chǎn)片的看法 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幻片 電腦特技與異化 舊片重溫 為什么要老片新拍 欣賞經(jīng)典 好人電影 都市言情劇里的愛情 有關愛情片 《祝你平安》與音樂電視 《他們的世界》序 《他們的世界》跋 《紅拂夜奔》序 《黃金時代》后記 《未來世界》自序 《尋找無雙》序 《懷疑三部曲》序 《懷疑三部曲》后記 《思維的樂趣》自序 不新的《萬歷十五年》 《代價論》、烏托邦與圣賢 從《黃金時代》談小說藝術 關于文體 關于格調(diào) 關于幽閉型小說 文明與反諷 關于“媚雅” 有關貧窮 有關“偉大一族” 有關“給點氣氛” 生活和小說 我看老三屆 蘇東坡與東坡肉 驢和人的新寓言 愚人節(jié)有感 寫給新的一年(1996年) 寫給新的一年(1997年) 你為什么活著: 代序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孤獨的靈魂多么寂寞啊 我是一只駱駝 人為什么活著 我厭惡模式化的生活 我為什么要寫作 我的師承 用一生來學習藝術 我對小說的看法 卡爾維諾與未來的一千年 蓋茨的緊身衣 擺脫童稚狀態(tài) 李銀河的《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關于同性戀問題 有關同性戀的倫理問題 虛偽與毫不利己 我怎樣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人性的逆轉 工作與人生 體驗生活 有關“錯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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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ㄘ葑幽J欠裾嬗羞@種風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fā)現(xiàn),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yè)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后,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于這最后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后,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剌子模的信使。 中國的近現(xiàn)代學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xiàn)在大家發(fā)現(xiàn)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后來才發(fā)現(xiàn),問題不是這么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面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歷。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fā)現(xiàn)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并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fā)現(xiàn)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霉,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yè)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 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fā)現(xiàn)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么的慚愧和內(nèi)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志,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xiàn)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于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于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后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復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xiàn)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一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xiàn)象。據(jù)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只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于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tài),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F(xiàn)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于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jīng)濟方面——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么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xiàn)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yǎng)學者,不如養(yǎng)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于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xiàn)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fā)生。憑良心說,這節(jié)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jīng)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于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須說明的是,學者并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fā)現(xiàn)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里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后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xiàn)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于現(xiàn)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tǒng),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面也沒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么我編什么,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jīng)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伙兒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fā)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說,萊布尼茨),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為什么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兒。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見了面也好說話。 按這種標準,我國的圣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tǒng)治者都帶點花剌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tǒng)里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剌子模,這種傳統(tǒng)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yè)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只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于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兒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只會起反作用。對于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文化,只從誠實的一面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面來理解。扯到這里,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xiàn)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chǎn)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qū)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于,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 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后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作“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fā)現(xiàn)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么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余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xiàn)在我要得出最后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作“文藝復興”。我們現(xiàn)在就有召喚的沖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么。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里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xiàn)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jié)制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剌子模,在那里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xiàn)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面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么,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 《中國人的尊嚴》個人尊嚴 在國外時看到,人們對時事做出價值評判時,總是從兩個獨立的方面來進行:一個方面是國家或者社會的尊嚴,這像是時事的經(jīng)線;另一個方面是個人的尊嚴,這像是時事的緯線;氐絿鴥(nèi),一條緯線好像都沒有,連尊嚴這個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嚴這個概念,我首先想到英文詞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應的中文詞。在英文中,這個詞不僅有尊嚴之義,還有體面、身份的意思。尊嚴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還是人的價值之所在。從上古到現(xiàn)代,數(shù)以億萬計的中國人里,沒有幾個人有過屬于個人的尊嚴。舉個大點的例子,中國歷史上有過皇上對大臣施廷杖的事,無論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合,就可能受到如此當眾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論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沒有一個人能有尊嚴。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傳統(tǒng)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種光榮,文死諫嘛。說白了就是:無尊嚴就是有尊嚴。此話如有任何古怪之處,罪不在我。到了現(xiàn)代以后,人與人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仍有這種遺風——我們就不必細說“文革”中、“文革”前都發(fā)生過什么樣的事情。到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用見官下跪,也不會在屁股上挨板子,但還是缺少個人的尊嚴。環(huán)境就是這樣,公共場所的秩序就是這樣,人對人的態(tài)度就是這樣,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舉個小一點的例子,每到春運高潮,大家就會在傳媒上看到一輛硬座車廂里擠了三四百人,廁所里也擠了十幾人。談到這件事,大家會說國家的鐵路需要建設,說到鐵路工人的工作難做,提到安全問題,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這些民工這樣擠在一起,完全沒有了個人的尊嚴——仿佛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當然,只要民工都在過年時回家,火車總是要擠的,誰也想不出好辦法。但個人的尊嚴畢竟大受損害,這件事總該有人提一提才對。 另一件事現(xiàn)在已是老生常談,人走在街上感到內(nèi)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廁所。一進去就覺得自己的尊嚴一點都沒了,F(xiàn)在北京的公廁正在改觀,這是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也會內(nèi)急,所以北京的公廁已經(jīng)臭名遠揚。假如外國人不來,廁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還沒有改。我認識的一位美國留學生說,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內(nèi)急,走進公廁撒了一泡尿,出來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剛才滿眼都是黃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來告訴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臟很亂,總要到某個國際會議時才能改觀,這叫借某某會的東風。不光老百姓這樣講,領導也這樣講。這話聽起來有點不對味。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丟臉,沒有外人時,自己住在里面也不體面——后一點總是被人忘掉。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發(fā)現(xiàn)自己曾有一種特別的虛偽之處,雖然一句話說不清,但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假如我看到火車上特別擠,就感慨一聲道:這種事居然可以發(fā)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廁所特臟,又長嘆一聲:唉!北京市這是怎么搞的嘛!這其中有點幽默的成分,也有點當真。我的確覺得國家和政府的尊嚴受到了損失,并為此焦慮著。當然,我自己也想要一點個人尊嚴,但以個人名義提出就過于直露,不夠體面——言必稱天下,不以個人面目出現(xiàn),是知識分子的尊嚴所在。當然,現(xiàn)在我把這作為虛偽提出,已經(jīng)自外于知識分子。但也有個好處,我找到了自己的個人面目。 有關尊嚴問題,不必引經(jīng)據(jù)典,我個人就是這么看。但中國忽視個人尊嚴,卻不是我的新發(fā)現(xiàn)。從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象。羅素說,中國文化里只重家族內(nèi)的私德,不重社會的公德公益,這一點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費孝通說,中國社會里有所謂“差序格局”,與己關系近的就關心,關系遠的就不關心或少關心。結果有些事從來就沒人關心。龍應臺為這類事而憤怒過,三毛也大發(fā)過一通感慨。 讀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這個現(xiàn)象的人,或則是外國人,或則曾在國外生活過,又回到了國內(nèi)。沒有這層關系的中國人,對此渾然不覺。筆者自己曾在外國居住四年,假如沒有這種經(jīng)歷,恐怕也發(fā)不出這種議論——但這一點并不讓我感到開心。環(huán)境臟亂的問題,火車擁擠的問題,社會秩序的問題,人們倒是看到了,但總從總體方面提出問題,講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尊嚴。其實這些事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削我們每個人的面子——對此能夠渾然無覺,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無尊嚴,有一個簡單的判據(jù),是看他被當作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這件事有兩重性,其一是別人把你當作人還是東西,是你的尊嚴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還是東西,也是你的尊嚴所在。擠火車和上公共廁所時,人只被當身體來看待。這里既有其一的成分,也有其二的成分,而且歸根結底,和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說來也奇怪,中華禮儀之邦,一切尊嚴,都從整體和人與人的關系上定義,就是沒有個人的位置。一個人不在單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國家、民族,單獨存在時,居然不算一個人,就算是一塊肉。這種算法當然是有問題。 我的算法是:一個人獨處荒島而且誰也不代表,就像魯濱孫那樣,也有尊嚴,可以很好地活著。這就是說,個人是尊嚴的基本單位。知道了這一點,火車上太擠了之后,我就不會再擠進去而且渾然無覺。 君子的尊嚴 筆者是個學究,待人也算謙和有禮,自以為算個君子——當然,實際上是不是,還要別人來評判?偟膩碚f,君子是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是士人或稱知識分子。按照中國的傳統(tǒng),君子是做人的典范。君子不言利。君子忍讓不爭。君子動口不動手。君子獨善其身。這都是老輩子傳下來的規(guī)矩,時至今日,以君子自居的人還是如此行事。我是寧做君子不做小人的,但我還是以為,君子身上有些缺點,不配作為人的典范,因為他太文弱、太窩囊、太受人欺。 君子既不肯與人爭利,就要安于清貧。但有時不是錢的問題,是尊嚴的問題。前些時候在電視上看到北京的一位人大代表發(fā)言,說兒童醫(yī)院的掛號費是一毛錢,公廁的收費是兩毛錢。很顯然,這樣的收費標準有損醫(yī)務工作的尊嚴。當然,發(fā)言的結尾是呼吁有關領導注意這個問題,有關領導也點點頭說:“是呀是呀,這個問題要重視!蔽铱傆X得這位代表太君子,沒把話講清楚——直截了當?shù)恼f法是:我們要收兩塊錢。別人要是覺得太貴,那你就還個價來——這樣三下五除二就切入了正題。這樣說話比較能解決問題。 君子不與人爭,就要受氣。舉例來說,我乘地鐵時排隊購票,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前面加塞。說實在的,我有很多話要說:我排隊,你為什么不排隊?你忙,難道我就沒有事?但是礙于君子的規(guī)范,講不出口來。話憋在肚子里,難免要生氣。有時氣不過,就嚷嚷幾句:“排隊,排隊啊!边@種表達方式不夠清晰,人家也不知道是在說他。正確的方式是:指住加塞者的鼻子,口齒清楚地說道:“先生,大家都在排隊,請你也排隊。”但這樣一來,就陷入與人爭論的境地,肯定不是君子了。 常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消息:流氓橫行不法,圍觀者如堵,無人上前制止。我敢斷定,圍觀的都是君子,也很想制止,但怎么制止呢?難道上前和他打架嗎?須知君子動口不動手啊。我知道英國有句俗話:紳士動拳頭,小人動刀子。假如在場的是英國紳士,就可以上前用拳頭打流氓了。既然扯到了紳士,就可以多說幾句。從前有個英國人到澳大利亞去旅行,過海關時,當?shù)毓賳T問他是干什么的。他答道:“我是一個紳士!币驗闅v史的原因,澳大利亞人不喜歡這句話,尤其不喜歡聽到這句話從一個英國人嘴里說出來。那官員又問:“我問你的職業(yè)是什么?”英國人答道:“職業(yè)就是紳士。難道你們這里沒有紳士嗎?”這下澳大利亞人可火了,差點兒揍他,幸虧有人拉開了。在英美,說某人不是紳士,就是一句罵人的話。 當然,在我們這里說誰不是君子,等于說他是小人,也是一句罵人的話。但君子和紳士不是一個概念。從字面上看,紳士(gentleman)是指溫文有禮之人,其實遠不止如此。紳士要保持個人的榮譽和尊嚴,甚至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專業(yè)戶。坦白地說,他們有點狂傲自大。但也有一種好處:真正的紳士絕不在危險面前止步。大戰(zhàn)期間,英國紳士大批開赴前線為國捐軀,甚至死在了一般人前面。君子的標準里就不包括這一條。中國的君子獨善其身,這樣就沒有了尊嚴。這是因為尊嚴是屬于個人的、不可壓縮的空間,這塊空間要靠自己來捍衛(wèi)——捍衛(wèi)的意思是指敢爭、敢打官司、敢動手(勇斗歹徒)。我覺得人還是有點尊嚴的好,假如個人連一個待的地方都沒有,就無法為人做事,更不要說做別人的典范了。 《你為什么活著》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除了這只豬,我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插隊的時候,我喂過豬,也放過牛。假如沒有人來管,這兩種動物也完全知道該怎樣生活。它們會自由自在地閑逛,饑則食渴則飲,春天來臨時還要談談愛情;這樣一來,它們的生活層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陳。人來了以后,給它們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頭牛和每一口豬的生活都有了主題。就它們中的大多數(shù)而言,這種生活主題是很悲慘的:前者的主題是干活,后者的主題是長肉。我不認為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為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么消遣。對極少數(shù)的豬和牛,它們的生活另有安排。以豬為例,種豬和母豬除了吃,還有別的事可干。就我所見,它們對這些安排也不大喜歡。種豬的任務是交配,換言之,我們的政策準許它當個花花公子。但是疲憊的種豬往往擺出一種肉豬(肉豬是閹過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勢,死活不肯跳到母豬背上去。母豬的任務是生崽兒,但有些母豬卻要把豬崽兒吃掉。總的來說,人的安排使豬痛苦不堪。但它們還是接受了:豬總是豬啊。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我們知道,在古希臘有個斯巴達,那里的生活被設置得了無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為亡命戰(zhàn)士,使女人成為生育機器,前者像斗雞,后者像母豬。這兩類動物是很特別的,但我以為,它們肯定不喜歡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歡又能怎么樣?人也好,動物也罷,都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 以下談到的一只豬有些與眾不同。我喂豬時,它已經(jīng)有四五歲了,從名分上說,它是肉豬,但長得又黑又瘦,兩眼炯炯有光。這家伙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欄一跳就過;它還能跳上豬圈的房頂,這一點又像是貓——所以它總是到處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著。所有喂過豬的知青都把它當寵兒來對待,它也是我的寵兒——因為它只對知青好,容許他們走到三米之內(nèi),要是別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該劁掉。不過你去試試看,哪怕你把劁豬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來,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來。我總是用細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夠了以后,才把糠兌到野草里喂別的豬。其他豬看了嫉妒,一起嚷起來。這時候整個豬場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飽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頂去曬太陽,或者模仿各種聲音。它會學汽車響、拖拉機響,學得都很像。有時整天不見蹤影,我估計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豬去了。我們這里也有母豬,都關在圈里,被過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臟又臭,它對它們不感興趣;村寨里的母豬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跡,但我喂豬的時間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寫了。總而言之,所有喂過豬的知青都喜歡它,喜歡它特立獨行的派頭兒,還說它活得瀟灑。但老鄉(xiāng)們就不這么浪漫,他們說,這豬不正經(jīng)。領導則痛恨它,這一點以后還要談到。我對它則不止是喜歡——我尊敬它,常常不顧自己虛長十幾歲這一現(xiàn)實,把它叫作“豬兄”。如前所述,這位豬兄會模仿各種聲音。我想它也學過人說話,但沒有學會——假如學會了,我們就可以做傾心之談。但這不能怪它。人和豬的音色差得太遠了。 后來,豬兄學會了汽笛叫,這個本領給它招來了麻煩。我們那里有座糖廠,中午要鳴一次汽笛,讓工人換班。我們隊下地干活時,聽見這次汽笛響就收工回來。我的豬兄每天上午十點鐘總要跳到房上學汽笛響,地里的人聽見它叫就回來——這可比糖廠鳴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坦白地說,這不能全怪豬兄,它畢竟不是鍋爐,叫起來和汽笛還有些區(qū)別,但老鄉(xiāng)們卻硬說聽不出來。領導們因此開了一個會,把它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采取專政手段——會議的精神我已經(jīng)知道了,但我不為它擔憂——因為假如專政是指繩索和殺豬刀的話,那是一點門兒都沒有的。以前的領導也不是沒試過,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沒用:豬兄跑起來像顆魚雷,能把狗撞出一丈開外。誰知這回動了真格,指導員帶了二十幾個人,手拿五四式手槍;副指導員帶了十幾人,手持看青的火槍,分兩路在豬場外的空地上兜捕它。這就使我陷入內(nèi)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該舞起兩把殺豬刀沖出去,和它并肩戰(zhàn)斗,但我又覺得這樣做太過驚世駭俗——它畢竟是只豬啊;還有一個理由,我不敢對抗領導,我懷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傊,我在一邊看著。豬兄的鎮(zhèn)定使我佩服之極:它很冷靜地躲在手槍和火槍的連線之內(nèi),任憑人喊狗咬,不離那條線。這樣,拿手槍的人開火就會把拿火槍的人打死,反之亦然;兩頭同時開火,兩頭都會被打死。至于它,因為目標小,多半沒事。就這樣一連兜了幾個圈子,它找到了一個空子,一頭撞出去了,跑得瀟灑之極。以后我在甘蔗地里還見過它一次,它長出了獠牙,雖然還認識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 我已經(jīng)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工作與人生 人在年輕時,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決定自己這一生要做什么。在這方面,我倒沒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寫小說,這是和我搶飯碗。當然,假如你執(zhí)意要寫,我也沒理由反對。總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個樣子來,這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 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來比喻人的一生,現(xiàn)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時從朦朧中醒來,需要一些時間來克服清晨的軟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時分,他的精力最為充沛,但已隱隱感到疲憊;到了黃昏時節(jié),就要總結一日的工作,準備沉入永恒的休息。 按我這種說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題。這個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國,農(nóng)村的人把生兒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題。把兒女養(yǎng)大,自己就死掉,給他們空出地方來——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則另有一種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會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題。站在北京八寶山的骨灰墻前,可以體會到這種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寫著:系副主任、支部副書記、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這些“副”字去掉個把,對這位大叔當然更好一些,但這些“副”字最能證明有這樣一種想法。順便說一句,我到美國的公墓里看過,發(fā)現(xiàn)他們的墓碑上只寫兩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這就是說,他們以為人的一生只有這兩件事值得記述:這位上帝的子民曾經(jīng)來到塵世,以及這位公民曾去為國盡忠,寫別的都是多余的,我覺得這種想法比較質樸。 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寫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過傷感,還是及早回到正題上來吧。我想要把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推薦給青年朋友們:人從工作中可以得到樂趣,這是一種巨大的好處。相比之下,從金錢、權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樂,總要受到制約。舉例來說,現(xiàn)在把生育作為生活的主題,首先是不合時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為不如,更不要說和黃花魚相比較,在這方面很難取得無窮無盡的成就。我對權力沒有興趣,對錢有一些興趣,但也不愿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寫小說),并且把它做好,這就是我的目標。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總不會是一個都沒有。 根據(jù)我的經(jīng)驗,人在年輕時,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決定自己這一生要做什么。在這方面,我倒沒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寫小說,這是和我搶飯碗。當然,假如你執(zhí)意要寫,我也沒理由反對?偠灾,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個樣子來,這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 人在工作時,不單要用到手、腿和腰,還要用腦子和自己的心胸。我總覺得國人對后一方面不夠重視,這樣就會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樂最主要的源泉,對生活的態(tài)度也會因之變得灰暗……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體,還有頭腦和心胸——對此請勿從解剖學上理解。人腦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科學還不能說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難說清。對我自己來說,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達到的最低目標。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認為它不值得一做;某個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覺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種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會以為它不值得一過。羅素先生曾言,對人來說,不加檢點的生活,確實不值得一過。我同意他的意見:不加檢點的生活,屬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種。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樣子無所謂。從一些電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活著》、《找樂》……我對這種想法是斷然不贊成,因為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種糟糕的樣子,從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義。高尚、清潔、充滿樂趣的生活是好的,人們很容易得到共識。卑下、骯臟、貧乏的生活是不好的,這也能得到共識。但只有這兩條遠遠不夠。我以寫作為生,我知道某種文章好,也知道某種文章壞。僅知道這兩條尚不足以開始寫作。還有更加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某種樣子的文章對我來說不可取,絕不能讓它從我筆下寫出來,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以小喻大,這也是我對生活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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