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時代，文化大師的光輝和卑劣都被抻拉到極致。
★文化的眾生相，在歷史這面鏡子里，往往能照見現(xiàn)在。
本書簡介：
本書中的人物，大多是二十世紀聲名顯赫的文化名宿，作者將他們置于大時代的背景中，展示他們的心路歷程，剖析他們的復雜人性，從而促使我們對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文化人的命運進行冷峻而深刻的思索。本書的特色是：融學術的嚴謹與思想的深邃于一爐。
作者簡介：
魏邦良，男，1988年畢業(yè)于安徽大學�，F(xiàn)供職于安徽工業(yè)大學文法學院，先后在《書屋》、《開放時代》、《社會科學論壇》、《溫故》發(fā)表相關學術隨筆多篇。文章曾被《新華文摘》、《讀書文摘》、《讀者》轉載。文章曾入選《2004中國最佳隨筆》（遼寧出版社）、《2006中國文史精華年選》（花城出版社）、《2006年中國隨筆排行榜》（北京工業(yè)大學出版社）。
近年出版專著：
《隱痛與暗疾：現(xiàn)代文人的另一種解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給閱讀留一份紀念：一位學人的讀與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胡說：胡適的智慧》（新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
目錄：
文本內(nèi)外：胡適的兩篇《容忍與自由》蕭乾是如何淪為右派的
胡適：戒賭，戒煙，戒酒，戒嫖呂熒：我思故我在
馬寅初：“敢言敢怒見精神�！壁w儷生：“多么精致的知識分子”
梁漱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陳寅�。骸拔覈钣邢Ｍ淖x書種子�！�
劉文典：“養(yǎng)生未羨嵇中散，嫉惡真推禰正平。”
傅斯年：北大的“功狗”
丁文江：“最講究科學的一個人”
殷海光：“書和花就是他的命”
錢穆：苦讀書,勤育人
張東蓀：珍愛獨立與自由
葉企孫：明其道也計其功
顧頡剛：祖母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盞燈
劉半農(nóng)：方頭真博士
聶紺弩：“生活的艱辛會使人越活越剛強。”文本內(nèi)外：胡適的兩篇《容忍與自由》 蕭乾是如何淪為右派的
胡適：戒賭，戒煙，戒酒，戒嫖 呂熒：我思故我在
馬寅初：“敢言敢怒見精神。” 趙儷生：“多么精致的知識分子”
梁漱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陳寅�。骸拔覈钣邢Ｍ淖x書種子�！�
劉文典：“養(yǎng)生未羨嵇中散，嫉惡真推禰正平�！�
傅斯年：北大的“功狗”
丁文江：“最講究科學的一個人”
殷海光：“書和花就是他的命”
錢穆：苦讀書,勤育人
張東蓀：珍愛獨立與自由
葉企孫：明其道也計其功
顧頡剛：祖母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盞燈
劉半農(nóng)：方頭真博士
聶紺弩：“生活的艱辛會使人越活越剛強�！�
蕭軍：“要以生命做最后的一顆子彈！”
胡風：致命的“誤讀”
胡風家書里的馮雪峰
在魯迅與顧頡剛夾縫中的朱家驊
周揚:真實的謊言
解讀丁玲
朱湘：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文本內(nèi)外：胡適的兩篇《容忍與自由》
1957年7月，雷震主編的《自由中國》（第17卷第3期）發(fā)表了由殷海光執(zhí)筆的社論《反攻大陸問題》，社論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掛在嘴上的所謂“反攻大陸”不過是“一個渺茫的假想”，而臺灣當局以這一假想為根據(jù)的種種做法是有顯著弊害的。這篇文字擊中了國民黨當局的要害。惱羞成怒的蔣家父子于是動用臺灣所有的宣傳機構對這篇社論進行圍剿。《自由中國》同仁不懼蔣家王朝的淫威，在1957年9月1推出社論《關于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對國民黨的無理攻擊予以駁斥。社論對國民黨當局的自欺欺人作了毫不留情的譏刺：
“其實，官方人士的如意算盤也打錯了。那種長期高叫而老不行動的辦法，也并不聰明。長期維持高度緊張心理而不疲憊，那是不可能的。人，不是機器，人要思想。不要以為一張老不兌現(xiàn)的‘支票’，可以長期的當作‘現(xiàn)金’來使用。懷疑的因素會爬到人們的靈魂深處，并且在那里漸漸擴張，僅僅是為著號召，為著鼓舞人心，也該提出一些新鮮的說法。如果稍有幾分謀‘國’的忠誠，更應該從深處去思索，在苦悶之中打開出路，再不能靠裝腔作勢來做惟一的政治資本了�！�
這兩篇社論言辭犀利，朝蔣介石的痛處一搗再搗。自此，蔣家父子視《自由中國》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但蔣家父子一向標榜自由與民主，《自由中國》又一直呼吁倡導自由民主，所以，蔣家父子對有胡適做后盾的《自由中國》也不敢輕舉妄動，他們知道，對冒犯黨國的《自由中國》不能“強攻”，只能“智取”。
經(jīng)過一番密室里的策劃,國民黨當局決定用重金買通一個打手,由此人出面投書《自由中國》，待投書發(fā)表后，再反咬《自由中國》假冒他人名義發(fā)表文章，侵犯他人名譽權，從而讓《自由中國》落入陷阱。最終，國民黨買通了一個叫陳懷琪的人來完成這樁卑鄙的陰謀。此人為臺南陸軍工兵基地勤務處制造廠中校行政課長�！蹲杂芍袊冯s志防備不足，果然中計，發(fā)表了署名陳懷琪的假投書，結果陷入焦頭爛額的境地，主編雷震不得不出庭應訊，顯然，國民黨政府想借此搞垮《自由中國》。
“陳懷琪”事件發(fā)生后，胡適陷入痛苦的思考中，他知道這是國民黨當局布下的陷阱，但他也覺得，如果《自由中國》能更妥善地處理來稿，能多留一個心眼，這一事件還是可以避免的。于是，他提筆給《自由中國》寫了一封信，對《自由中國》的編輯們來個一半提醒，一半責備。信的全文如下：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編輯委員會的各位同仁：
我今天以編輯委員會的一個分子的資格，很誠懇地向各位同人說幾句話。我在四十一年（1952）就懇求你們許我辭去“發(fā)行人”的名義，那時我已預料今天發(fā)生的刑事訴訟案件一類的事，遲早必會發(fā)生，發(fā)生時應有發(fā)行人能實際負責。若用一個遠在“國”外的人做“發(fā)行人”，那種辦法只足以叫人認為不負責任的表示，實際上也不是爭自由的正當辦法。此次陳懷琪的事件，我以為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的編輯方法的是否完善。
此次事情由于“讀者來書”。編輯部沒有調(diào)查“陳懷琪”是真名假名，就給登出來了。這是根本最不合編輯“讀者來書”的普通原則的！這是我們的大錯誤。
凡讀者投書，（1）必須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一概不給登載；（2）其有自己聲明因特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發(fā)表者，必非另有聲明的信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一概不給發(fā)表。
我誠懇地盼望我們大家做一次嚴重的檢討，切實改善本刊的編輯方法。例如“讀者投書”的編輯，必須嚴格地實行我上面指出的兩條辦法（國外通行的辦法還有一條，就是加上聲明，投書人發(fā)表的意見，并不能代表本社的意見）。
此外，我還有兩三個建議：
�。�1）本刊以后最好能不發(fā)表不署真姓名的文字。
�。�2）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記名的“社論”。當年的《獨立評論》與《現(xiàn)代評論》皆沒有不署名的社論。
�。�3）以后停止“短評”。因為“短評”最容易作俏皮的諷刺語，又不署名，最容易使人看做尖刻或輕薄（《新青年》的“隨感錄”、《每周評論》的“隨感錄”，各條尾皆有筆名可以指定是誰的筆名）。
有人說，社論須署名，則社論更難找人寫了。我的看法是，爭取言論自由必須用真姓名，才可以表示負言論責任。若發(fā)行人怕負言論責任，則不如不發(fā)表這種言論。所以我辦《獨立評論》五年之久，沒有發(fā)表一篇用假姓名的文字。我們當時的公開表示是“用負責任的態(tài)度，說平實的話”。這種態(tài)度，久而久之，終可以得到多數(shù)讀者的同情和信任。
以上諸點，我誠懇地提出來，請大家不客氣地討論批評。
胡適敬上
四八、三、五日下午【1】
胡適要求雷震在《自由中國》上發(fā)表這封信，以自我批評的姿態(tài)緩解和當局的關系，而雷震及其同仁對胡適這封信卻很不滿，他們認為胡適的做法顯得很軟弱，決定和當局抗爭到底，不惜對簿公堂，甚至不惜�？�。為了勸說雷震及其同仁，為了強調(diào)容忍的重要性。胡適寫下題為《容忍與自由》的文章，發(fā)表于1959年3月16日。了解這樣的背景，對理解此文至關重要。
文章一開始，胡適引用康耐爾大學史學大師布爾先生話，亮出文章的主題：“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接下來，胡適以自己為例，說自己是無神論，但“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shù)人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態(tài)度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彼�，“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要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
胡適緊接著舉了幾個宗教史上的例子，得出結論“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如果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胡適的話閃爍著極為珍貴的真知灼見。不過，從政治角度來看，胡適的話就并非無懈可擊了。而胡適寫此文的目的不是要雷震、殷海光容忍他人的宗教信仰，而是要他們?nèi)萑坍斁值膲褐啤Ｈ绱�，如果一味談宗教方面的容忍，那這篇文章就起不到勸說《自由中國》同仁的效果了。
胡適當然意識到了這一漏洞，于是他在文章里設法從“宗教”延伸到“政治”，比如文章里有這樣一句話：“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辈贿^，由于胡適舉的例子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他的這一觀點“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并沒有得到有力的支撐。
在文章的后面，胡適再次把話題由宗教轉到政治上來，“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睘榱苏f明這一點，胡適舉了一個陳獨秀的故事做例子。
“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志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fā)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適抓住陳獨秀的這句話“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做文章，說：
“我當時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tài)度�，F(xiàn)在四十多年之后，我還忘不了陳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的態(tài)度是很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其實，對陳獨秀這句話必須結合當時的特定背景來分析、理解。因為陳的這句話明顯偏激，明顯不妥，通常情況下，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同意這樣的話，那么，陳獨秀為何偏偏這樣說呢？這是因為當時的保守勢力氣焰熏天，不可一世，那么陳獨秀說這樣的話，其目的主要是在氣勢上壓倒對方，也是為自己壯膽，如若不然，對方是不會有絲毫妥協(xié)的，同時也不能激發(fā)同道們的斗志的。另外，陳獨秀這樣說，也是出于策略上的考慮，因為不把話說得如此偏激，保守勢力就不會感受到“文學改良派”的破釜沉舟的決心，從而對“文學改良派”的主張不屑一顧不予理睬。相反，當保守勢力從陳獨秀“蠻不講理”的話中感受到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和一股撲面而來的壓力后，在驚慌失措之際會不由自主作出一點讓步。這個道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里說的很清楚。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diào)和、折衷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diào)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也不肯行�！�
由魯迅這句話，我們也就理解了陳獨秀為什么要把話說得那么偏激了。因為他不是要闡述什么真理而是在表明一種不達不目的不罷休的態(tài)度。所以，胡適的分析表面公正、剴切，實質上南轅北轍，不得要領。另外，嚴格地說，陳獨秀這番話表明的是一種嶄新的文學觀念，與胡適想要證明的“政治思想”并非一回事。
在文章的最后，胡適顯露了他寫此文的動機：
“我們?nèi)粝雱e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yǎng)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在這里，胡適一連用了五個“我們”，意在提醒，此文的宗旨是強調(diào)“我們”（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容忍。言下之意是不能和當局抗爭到底了，要學會容忍，這樣才能保存實力。所以文章發(fā)表后，國民黨當局很滿意，而《自由中國》的同仁，絕大多數(shù)不以為然。青年黨領袖陳啟天就當面對雷震說：“我看到胡適先生用自責的口吻為《自由中國》講話，心里很難過�！�
胡適這篇文章說的頭頭是道，譽之鞭辟入里也不為過，但卻有無的放矢之嫌，因為雷震、殷海光們并未說過與“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相類似的話，而且他們恐怕也和胡適一樣并不同意陳獨秀這番有特殊目的的偏激話語，他們只是不想被當局壓制，想捍衛(wèi)尊嚴，爭取言論自由罷了。所以，胡適的話雖言之成理，但他的初衷——勸雷震、殷海光們“容忍”——卻很難實現(xiàn)了。
誠如殷海光所云，胡適的《容忍與自由》是“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文獻”，是“中國人應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針”，不過，此文的漏洞也是顯而易見的。
毛子水先生在其《<容忍與自由>書后》中指出,胡適文章的哲學基礎是宋朝呂伯恭的兩句話：“理未易明，善未易察”。胡適對此表示同意：
“毛子水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胡適之先生這篇文章的背后有一個哲學的基礎。他引述我于民國三十五年在北京大學校長任內(nèi)作開學典禮演講時所說的話。在那次演說里，我引用了宋朝的大學問家呂伯恭先生的兩句話，就是：‘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纬睦韺W家，都是講‘明理、察善’的。所謂‘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就是說善與理是不容易明白的。過了十二、三年，毛先生又引用了這兩句話。所謂‘理未易明’，就是說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這不但是我寫《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的哲學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說建立在‘理未易明’這句話上面。”
殷海光一方面盛贊此文，另一方面，也指出此文有不合國情和不合適宜的地方，因為在文章里，胡適一味要求“無權無勢”的弱者去“容忍”，對有權有勢的當局是否該容忍卻閉口不談，這就有點本末倒置了。據(jù)此，他對胡適提出如下要求：
“同樣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袡嘤袆莸娜祟U指氣使慣了。他言欲為無窮則，行欲為后世法，到了現(xiàn)代更變?yōu)椤髁x’等類‘絕對真理’的化身。要這類人士學習容忍，真比纜繩穿過針孔更難。適之先生是歷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們中國而論，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tǒng)治者。所以我們依據(jù)經(jīng)驗事實，認為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向這類人士說法。我們認為胡先生不應以這個社會對你底‘無神的思想’容忍為滿足，而應以使千千萬萬人不因任何‘思想問題’而遭監(jiān)禁甚至殺害為己任！”【2】
殷海光目光如炬，一下看出胡適文章的癥結所在，胡適后來不得不對此做出回應，亦對自己的文章做了一點修正。
發(fā)現(xiàn)胡適此文漏洞的不止殷海光一人，著名史學家周策縱先生也認為，胡適強調(diào)容忍是有道理，說容忍是自由的保證也是對的，但不能只要求“我們”容忍，對“他們”，甚至對每個人都要提這樣的要求。周先生在文中這樣寫道：
“我們承認容忍是自由的一個基礎，社會如果沒有容忍就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為現(xiàn)代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過于密切，蜂窠的每個巢穴互相密集著，有一個巢孔過度擴張時，別的孔就要被壓縮變形了。同樣的，一個人的自由也必然會受到別人的自由的限制，即如穆勒所說的，自由必以別人的自由為界限。所以我的自由常常建立在別人的容忍上，別人的自由也常常建立在我的容忍上。我多一分容忍，別人便可能多一分自由。是就這一意義說，容忍雖然有點像自由的必要條件，它是否為自由的充分條件，卻還得看情況如何而定。換句話說，社會上沒有容忍固然談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卻要看這容忍的態(tài)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中國的婦女在舊禮教的束縛下不是容忍了幾千年么，她們何嘗得到婚姻上和經(jīng)濟上的自由？有許多專制政治和獨裁政治下，大多數(shù)的人民往往容忍到了極點，但自由也不曾自動地降臨，固然有許多被迫的服從不能算作容忍。原來一個社會里要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容忍而另一部分卻可以不顧的時候，容忍還可能成為奴隸的道德。我們?nèi)粝Ｍ萑贪l(fā)生好的效果，能作為自由的保障，必須社會上的人全體或大多數(shù)都多多少少能采取這種態(tài)度�！薄�3】
胡適把容忍的重要性無限放大，對抗議的重要性卻只字不提。如果把容忍比喻成“女人”，把抗議比喻成“男子”，那么，只有雙方纏綿在一起，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新的生命——自由。就創(chuàng)造生命而言，男人與女人的作用應該是平分秋色，且缺一不可。而胡適在文章中盛贊“女人”，似乎有了“女人”，就一定會有孩子，這當然不妥！所以,周策縱先生認為要對“容忍”和“抗議”一視同仁，因為容忍與抗議同樣重要，光有容忍或光有抗議均不能帶來自由：
“抗議和容忍在表面上似乎相反，在實質上卻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反對的。容忍的成立，和抗議一樣，也必須建立在不同意的前提下。”
“容忍之所以成為必要，因為‘理未易明’�？棺h之所以要人不可不表示異議，就某些人看來也許是基于自認‘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卻不贊成從這點出發(fā)，它無寧還是基于‘理未易明’的觀點，因為我們同樣地覺得對方所主張的也未必就是‘絕對之是’，我們與其相信別人，還不如相信自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我的見解如有不同，就最好說出來，這樣一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才能希望更接近真理。穆勒在《自由論》第二章的末了，總結他替思想言論自由辯護的理由為四點，就是：一、對方的意見可能是真理；二、即使對方錯了，也還可能有部分的真理，容或可補充我所認為真理的不足；三、沒有對抗的言論則流行的思想將成為成見，引不起理知的體認；四、思想成為教條后就會變成空洞的形式，對人沒有益處。這四件理由都可用來說明容忍的需要，同時，尤其是后面兩點，也可支持抗議的必需�！薄荆础�
胡適過分強調(diào)容忍作用，在他看來，對容忍的作用怎么夸大都不為過，但周策縱先生則清醒地指出，容忍也應該有一個限度，如果不管對何事都容忍，且毫無限度，那，你的容忍也許并非美德而有可能演變成一樁罪行：
“容忍的精神有時須用抗議的精神來補救，因為容忍應該有它適當?shù)南薅龋^這限度，容忍也可以鼓勵別人來侵犯自由，照美國獨立宣言的理想，自由本應是一種‘不可出讓的權利’。容忍退讓如到了放棄自由的程度，毋寧成了一種罪行。因為這不僅是當事者本身受了損害，別人的自由也將因此而削弱，結果所及，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的福利也可能受到影響。”【5】
最后，周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在1761年的法國，有一個人的兒子因生意失利而吊頸自殺了。照當時的法律，凡是自殺的人，必須把他的尸體裸露著放在刑車上，公開在街上游行，然后掛到絞刑架上去。這父親不忍他兒子死后遭受這樣的待遇，便請了好些親戚朋友來作證，證明是壽終正寢的，于是謠言傳布開來，竟說這父親因為恐怕兒子要信舊教，所以把他謀殺的。結果被判處了死刑。兩年后，伏爾泰為了這事便寫成他有名的《容忍論》，用鼓吹容忍來表示對用教條殺人的抗議。他滿以為東方的非耶教徒更能容忍些，卻料想不到兩百年來人類并沒有進化多少，因此我們?nèi)孕枰萌萑陶搧碜骺棺h。然而我們并不希望走上巴士底的道路，我們應采取更平易的態(tài)度。
這就是：我們必須容忍抗議，必須抗議我們認為不該容忍的事，抗議的人更要容忍別人的抗議。這都是極平凡的道理�！薄�6】
平心而論，周先生的結論比胡適一味強調(diào)容忍的觀點更合理更有說服力。
毛子水，殷海光，周策縱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分析了胡適的《容忍與自由》，后兩位還對胡適的文章做了必要的修正和補充。由于胡適寫此文的動機是單一的，就是為了勸戒《自由中國》同仁在“陳懷琪事件”中保持克制、冷靜、秩序、忍讓，所以他寫作時的視角也變得單一，結論自然片面。
急切的寫作動機——勸說《自由中國》編輯們——使胡適不自覺地把筆力鎖定在“容忍”上，對“抗議”則刻意回避。用“一只眼”看世界，就可能重蹈盲人摸象的悲劇了。不過，在當時，這篇文章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由中國》的編輯們或多或少聽從了胡適的勸說，在“陳懷琪”事件里采取了忍讓的態(tài)度。不久，胡適那封要求《自由中國》編輯自我檢討的信終于刊登出來了。胡適寫《容忍與自由》的目的部分達到了。
1959年11月2０日，是《自由中國》創(chuàng)刊1０周年，雜志社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顒�。在這次慶祝會上，胡適又發(fā)表了《容忍與自由》的演講�！度萑膛c自由》發(fā)表后，殷海光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另外，胡適也意識到《自由中國》的一些編輯對他的那篇文章恐怕也是口服心不服，為了回應殷海光，進一步說服開導《自由中國》的編輯們，同時也對自己的文章做一些修補，胡適便以演講的方式重述《容忍與自由》。
殷海光曾撰文說，胡適提倡容忍，應多向有權有勢這去說，胡適對此做了回應：
“不過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講了一段話。他說：同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容忍容易，有權有勢的人容忍很難。所以他好像說，胡適之先生應該多向有權有勢的人說說容忍的意思，不要來向我們這班拿筆桿的窮書生來說容忍。我們已是容忍慣了。殷先生這番話，我也仔細想過。我今天想提出一個問題來，就是：究竟誰是有權有勢的人？還是有兵力、有政權的人才可以算有權有勢呢？或者我們這班窮書生、拿筆桿的人也有一點權，也有一點勢呢？這個問題也值得我們想一想。我想有許多有權有勢的人，所以要反對言論自由。反對思想自由，反對出版自由，他們心里恐怕覺得他們有一點危險。他們心里也許覺得那一班窮書生拿了筆桿在白紙上寫黑字而印出來的話，可以得到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這個就是力量�！\如殷海光先生說的，用權用慣了。不過他們背后這個觀念倒是準確的；這一班窮書生在白紙上寫黑字而印出來的，是一種力量。而且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是一種危險的力量�！艺J為我們這種拿筆桿發(fā)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輕自己。我們要承認，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不過我們的勢力，不是那種幼稚的勢力，也不是暴力。我們的力量，是憑人類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們自己看得太弱小；我們也是強者。但我們雖然也是強者，我們必須有容忍的態(tài)度。”
很明顯，胡適在這里巧妙地偷換了概念。殷海光所說的權勢，是指統(tǒng)治者掌控著對老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而胡適說知識分子也有力量，但這是一種文字、道義、良知的力量。這種力量和統(tǒng)治者的權勢當然不是一回事，而胡適為了反駁殷海光，強行將其扭在一起。所以，胡適的話雖言之成理，但殷海光的話也一樣能自圓其說，也就是說，胡適的話不能構成對殷海光的反駁。兩人是各說各話，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根本不搭界。殷海光說的是“大炮”的力量，胡適說的是“文字”的力量，兩人的立足點完全不同，所以兩人的對話就變成了——雞同鴨講，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你打你的鼓，我敲我的鑼。
在我看來，殷海光說的更有道理。正因為“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tǒng)治者�！彼裕m更應該向有權有勢的人宣傳容忍的重要性。當教會要燒死布魯諾時，我們是應該去勸教會容忍布魯諾的思想自由，還是勸布魯諾去容忍教會對他的迫害？按胡適的說法，布魯諾也是“有權有勢”者，因為他有“在白紙上寫黑字而印出來”的書，是“拿筆桿發(fā)表思想的人”，所以“也是強者”，也“必須有容忍的態(tài)度”，那么，在布魯諾走上火刑架時，我們難道還要向他宣傳一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的大道理？
當胡適得出自己的結論——“有權有勢的人當中，也包括我們這一班拿筆桿的窮書生；我們也是強者”后，他不管此結論的推導過程有偷梁換柱之嫌，也不管聽眾是否認同他的這一結論，就一廂情愿也是別無選擇地開始以此為基礎來展開他的論述了：
“但我們雖然也是強者，我們必須有容忍的態(tài)度“；“因為我們也是強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我們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
胡適一整段文字論述了“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的道理：
“我們的權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當；這就是毛先生主張的，我們說話要說得巧。毛先生在《<自由中國>十周年感言》中最后一段說：要使說話有力量，當使說話順耳，當使說出的話讓人家聽得進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覺得我們的話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評的人聽到亦覺得心服。毛先生引用了《禮記》上的兩句話，就是：‘情欲信；辭欲巧�！瘍�(nèi)心固然要忠實，但說話亦要巧。從前有人因為孔子看不起‘巧言令色’，所以要把這個‘巧’字改成了‘考’（誠實的意思）字。毛先生認為可以不必改；這個巧字的意思很好。我覺得毛先生的解釋很對。所謂‘辭欲巧’，就是說的話令人聽得進去。怎么樣叫做巧呢？我想在許多在座的學者面前背一段書做例子�！�
胡適所舉的例子出自《論語》：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缰獮榫y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缙渖贫`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胡適對《論語》中的這段話作了如下評價：
“《論語》中這一段對話，不但文字美妙，而且說話的人態(tài)度非常堅定，而說話又非�？蜌�，非常婉轉，夠得上毛子水先生所引用的‘情欲信，辭欲巧’中的‘巧’字。所以我選了這一段作為《論語》中第一等的文字�！�
本來是談容忍和自由的，而胡適突然對說話的技巧大談特談。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這段文字會一頭霧水，不明究里。有人甚至認為，胡適把話題扯到談話技巧上來，顯露出一種“胡適式的淺薄”：
“不過，胡適這里并沒有循此繼續(xù)進行闡述，而是轉而將容忍與語言的修辭技巧聯(lián)系了起來，并循循善誘道：要使說話有力量，要使說話順耳，當使說出的話讓人家聽得進去。如何做到呢？那就要‘情欲信，辭欲巧’。這已經(jīng)是非常具體、具有相當操作性的言說方式的訓練指導了。胡適式‘淺薄’或者‘不深刻’，由此亦可見一斑�！薄�7】
段先生這番話或許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卻完全理解錯了，持這種觀點的人沒有領會胡適強調(diào)談話技巧的良苦用心。其實，胡適在這里強調(diào)談話技巧，其目的是暗示《自由中國》的編輯們要學會抗爭的技巧，就是“要使說話有力量，當使說話順耳，當使說出話讓人家聽得進去�！�，也就是說，如果你批評政府的話，政府不以為忤，反而“覺得心服”，那么，你的批評你的抗爭也就卓有成效了。另外，胡適這番話主要是說給殷海光聽的，因為殷海光的文章，言辭激烈，氣勢逼人，蔣家父子越是諱疾忌醫(yī)的地方，他越是一搗再搗，正因如此，他的文章，盡管讀起來很解氣很過癮，但卻屢屢惹禍。所以，胡適一直認為，殷海光的談話缺少技巧。
其實，早在195８年，胡適剛從美國回到臺灣，就認為《自由中國》在爭取言論自由時，“在技術上還要學習”，且批評了殷海光執(zhí)筆的《反攻大陸問題》一文：
“我覺得《自由中國》社盡管爭取言論自由方面很有成績，但在技術上還要學習，比如就‘反攻大陸’的問題來講，‘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樣一個無數(shù)人希望的象征的一個招牌，我們不可以去碰的�！薄荆浮�
在那次談話中，胡適也勸雷震等人放棄“反對黨”的提法，以“在野黨”一詞取而代之：“我個人對此問題，認為最好不要用‘反對黨’這個名詞，一講‘反對黨’就有人害怕了。不明道理的人，有搗亂、有顛覆‘政府’的意味。所以最好是不用‘反對黨’這個名詞�！倍霸谝包h”這個名詞聽上去沒有危險氣味，所以，胡適主張用它代替“反對黨”。為了使自己的話能讓對方接受，胡適在挑選詞語方面下足了功夫。
所有這些都表明，胡適對談話技巧極為看重，因為他認為把話說得“巧”會直接影響到你的建議和抗爭是否有效。所以這一回，再次強調(diào)談話技巧，不過是老調(diào)重談，當然，論述得更為細致，語氣也更為誠懇。
胡適本人是個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的人，他的談話有高度的技巧。在19４7年，胡適就曾對一個外國記者說：“在眼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可怕的稱謂，所以最好說我是一個獨立主義者�！焙m如此斟酌詞語，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
19４7年7月，胡適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在文章里，胡適“把英、美、西歐式的政黨叫做甲式政黨”，而將“這三十年來蘇俄、意、德諸國后起的政黨叫做乙式政黨”，在談到國民黨的轉變時，胡適說：
“中國國民黨的創(chuàng)立者孫中山先生本是愛自由講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業(yè)最困難的時期，感覺到一個‘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黨’的需要，所以他改組國民黨，從甲式的政黨變成乙式的政黨。但中山先生究竟是愛自由講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統(tǒng)里，一黨專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過渡到憲政的暫時訓政階段。他的最后理想還是那甲式的憲政政治。
近年國民黨準備結束訓政，進行憲政，這個轉變可以說是應付現(xiàn)實局勢的需要，也可以說是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綱領的必然趨勢。一個握有政權的政黨自動的讓出一部分政權，請別的政黨來參加，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無論黨內(nèi)或黨外的人，似乎都應該仔細想想這種轉變的意義。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個轉變應該是從乙式的政黨政治變到甲式的政黨政治，這里面似乎應該包括黨的內(nèi)容與作風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幾個政黨分配各種選舉名額或分派中央與地方的官職地位。如果訓政的結束能夠引起一個愛自由的、提倡獨立思想的、容忍異己的政治新作風，那才可算是中國政治大革新的開始。”
著名學者張忠棟認為，胡適此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適采用了“甲式”和“乙式”的劃分，而舍棄了“民主”和“極權”的劃分，胡適這樣做的用意何在，張忠棟先生一語道破天機：
“用意所在，當是避免以‘極權’的惡名，刺激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其次是他顯然反對戰(zhàn)后各黨各派政治協(xié)商，整天互爭地盤名額，而希望所有中國政黨藉實行憲政的機會，共同走民主的大道�！薄�9】
由以上可知，胡適無論是寫作還是演講，用詞均極為考究，他這樣做，不是出于語法、修辭、文采方面的考慮，而是有明顯的政治意圖，這哪里是淺薄，分明是別有深意藏焉。
胡適反復強調(diào)用詞的技巧，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對語言太敏感了，總能從語言的花朵里嗅到危險的氣息。
1951年1月15日到2０日，因陳誠和蔣夢麟要出去避壽，蔣夢麟又約王世杰和胡適一同去，到各地游覽了6天。《新聞天地》等報道此事，將四人說成是“商山四皓”�！吧躺剿酿笔且粋�典故，說的是漢初商山有四隱士，名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直先生。四人須眉皆白，故稱四皓。高祖召見他們，不應。后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留侯計，迎四皓，使輔太子。一日，四皓侍太子見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彼燧z廢太子之議。媒體把胡適等四人說成是“商山四皓”，可苦了胡適等人，這等于是說胡適等四人想輔佐太子。胡適對記者的亂用詞非常不滿，他對秘書胡頌平說：“最近幾個月來的政治激動，都是這句‘商山四皓’的話而來的。”【1０】
你看，本來政治局勢風平浪靜，說了一句“商山四皓”立即風云突變，胡適能不一再重申措辭的重要性嗎？
接下來，胡適從雷震的話“我們要用負責的態(tài)度，來說有分際的話”入手，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
“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說：‘我們要用負責的態(tài)度，來說有分際的話�！趺礃咏凶觥f有分際的話’呢？就是說話要有分量。我常對青年學生說：我們有一分的證據(jù)，只能說一分的話；我有七分證據(jù)，不能說八分的話；有了九分證據(jù)，不能說十分的話，也只能說九分的話�！覀冎粦撚秘撠熑蔚膽B(tài)度，說有分際的話。所謂‘有分際’，就是‘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
胡適曾在多種場合不厭其煩表達過“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看法，他為何對這樣的看法念念不忘？在這里，我們先蕩開一筆，說說胡適與蔣介石的一次“抬杠”。
195８年４月1０日，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結束后，又召開了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蔣介石在會上發(fā)表了講話，稱贊了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并發(fā)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責任”；他還說：“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后科學才能發(fā)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xiàn)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
對蔣介石的表揚，胡適并不領情，反而說：
“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tǒng)對我個人有偏私，對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復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蔣介石認為大陸清算胡適,是“摧毀”中國“倫常道德之一例”；胡適卻不這樣看，他說：
“我被共產(chǎn)黨清算，并不是清算個人的所謂道德：他們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陸上，在中國青年的思想上，腦袋里，留下了許多‘毒素’……
共產(chǎn)黨為什么反對我？因為我這幾十年來對學生講：我考證《紅樓夢》、《水滸傳》是要藉這種人人知道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種方法，等于孫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什么東西都要拿證據(jù)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我說：被孔夫子牽著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漢，被朱夫子牽著鼻子走也不是好漢，被馬克斯、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漢。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清算胡適，常常提到這幾句話，認為胡適一生做的學問，都是為了反對馬克斯主義的……
【11】
由以上可知，胡適一生中，最珍愛的兩句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因為，胡適認為，如果凡事都按照這兩句話的要求來做，那么，無論說話做事，都不會盲目、盲從，你的言論、思想、行為都會是你獨立思考的結果。用胡適的話來說，記住這兩句話，“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
那么，在《容忍與自由》的演講中，胡適為什么要向雷震、殷海光等人灌輸這種“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道理呢？因為胡適敏感地覺察到，雷震、殷海光等人，容易被他人的情緒所感染，容易“受人牽著鼻子走”從而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事實證明，胡適的擔心并非多余。
我們知道，胡適本人并不反對組建反對黨，但對如何組建反對黨，胡適有自己的想法。胡適在1958年發(fā)表的一篇文字《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其中有這樣的話：
“讓立法院中那種政治的分野，讓他們分為兩個黨三個黨或四個黨，后來慢慢歸并為兩個大黨。這樣等于都是自己的子女，今天我的大少爺執(zhí)政，明天我的二小姐執(zhí)政，結果都是自家人，這不是很好的事實嗎？國民黨的黨員有政治組織的經(jīng)驗，由他們分出一部分黨員出來辦黨，憑他們的政治經(jīng)驗、組織經(jīng)驗，也許可以比現(xiàn)在兩個友黨辦得好一點，也許比另組新黨更好一點。”【12】
本來，雷震也對胡適的看法表示同意，但到了195８年夏，雷震改變了看法，當時，以郭雨新、李萬居、高玉樹為代表的臺灣本土人士擬出《自治章程》，組黨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雷震意識到形勢嚴峻，想請胡適出面組黨，以化解潛在的風險。于是，他致信胡適，請胡適出面：
“我說在臺灣搞反對黨，可能流血，如先生出來，不僅可以消弭臺灣人、內(nèi)地人之隔閡，且可防止流血。先生當時亦不以為然，今日看情形，我的話一點也沒說錯，對在野黨事，是為中國民主政治鋪路，我還是希望先生出來。我們決不是為這找出路�！薄�13】
胡適對雷震的提議不以為然，他認為雷震這樣做完全是被臺灣本土人士“牽著鼻子走”，從而違背了他做人做事的原則，于是，他給雷震回了一封拒絕的信。
“我不贊成你們拿我來作武器，我也不牽涉里面和人家斗爭。如果你們將來組織成一個像樣的反對黨，我可以正式公開的贊成，但我決不參加你們的組織，更不給你們作領導。”【1４】
當胡適發(fā)現(xiàn)雷震開始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后，他對組建反對黨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不過，雷震并未聽從胡適的勸告，反而一意孤行，以“惟一著名的大陸人”的身份卷入臺灣本土人士組建反對黨的風潮中，胡適因此對他做了更嚴厲的批評：
“你說的話，我自己說的話，都會記在我的帳上。你不知道嗎？‘殺君馬者道旁兒’：人家都贊這頭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結果這頭馬一定要跑死了�，F(xiàn)在你以為《自由中國》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興，這都是你的災害！”【15】
胡適的話得到了驗證。不久，雷震因參與臺灣本土人士組建反對黨活動而被捕。
“雷震在這一年試圖組織一個國民黨的反對黨，參加這一活動的多數(shù)人都是臺灣本地人，雷震是他們中惟一著名的大陸人。大約就在此時，要選舉市、縣長和市、區(qū)參議會了，我想，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最害怕的是，如果允許成立什么反對黨，其候選人就可能在選舉中獲勝，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要以捏造的罪名逮捕雷震，是為了制止成立反對黨。我認為他們做到了�！薄�16】
綜上所述，我認為，把胡適的兩篇《容忍與自由》從時空背景中抽離出來，抽象地閱讀、分析，其結果是要么會無限拔高，過度詮釋；要么會淺嘗輒止，掛一漏萬；要么會隔靴搔癢，不得要領。我以為，只有而且必須結合這兩篇同題文本的特定寫作背景以及文本作者胡適特殊的寫作動機，我們才能準確、細致、全面地理解這兩個文本的多重含義，同時也能洞悉其中隱秘的破綻和漏洞。
注釋：【1】【2】【８】引自汪幸福著：《胡適與<自由中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出版第231、23８、16４頁
【3】【４】【5】【6】引自周策縱著：《棄園文粹》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21、25頁
【7】引自段懷清著：《胡適和他的<容忍與自由>》刊《社會科學論壇》2００7年第19期
【9】引自張忠棟著：《胡適五論》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８7年出版第239頁
【1０】【12】【13】【1４】【15】【16】引自楊金榮著：《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００3年出版第367、297、3０2、3０3、366、3０7頁。
【11】引自《隨筆》2００８年第４期第1４9頁
胡適：戒賭，戒煙，戒酒，戒嫖。
1909年，胡適離開中國新公學，茫然不知所歸。當時，他的家已不可救藥地衰落下去。于是，他只得寄居在上海，與一幫酒肉朋友混在一起。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墮落下去。
中國新公學有個德國教員叫何德梅，他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這位何君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官話。此人是個中國通，中國人的玩意兒，他樣樣精通。當時的胡適就和他同居一室。何德梅常邀一幫朋友打麻將、喝酒。這樣，不到兩個月，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胡適全都學會了。
眼看胡適在墮落的路上越走越遠，他的兩位好友十分焦急，一是同鄉(xiāng)許怡蓀，常常規(guī)勸他走正道；另一位是王云五，他知道胡適變壞乃環(huán)境使然，故力勸他遷居。為了讓胡適擺脫困境，王云五還推薦他去華童公學教授國文。
后來，正是在許怡蓀的勸說與幫助下，胡適才下決心參加庚款官費留美考試的。當時，胡適有三件事讓他顧慮重重拿不定主意，一、他要籌一筆養(yǎng)母之費；二、有一點債務要還；三、要籌兩個月的生活費和北上的川資。許怡蓀替他一一解決，讓他得以順利抵京，安心復習迎考。
胡適到美國留學后，抽煙很兇。
1912年10月24日，胡適在日記里告誡自己要戒煙：
“自警曰：胡適，汝在北田對胡君宣明作何語，入忘之耶？汝許胡君此后決不吸紙煙，今幾何時，而遽負約耶？故人雖不在汝側，然汝將何以對故人？故人信汝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為志人，為學者，且能高談性理道德之學，而言不顧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見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煙。又恐日久力懈，志之以自警。”
為了給自己打氣，胡適在這段文后抄錄了兩句名人名言。
“使過去的事情不再重演的唯一辦法，就是在發(fā)生之前阻止它”（吉勃林）
“在真理與謬誤的沖突之中，
個人和國家都要面對這樣的時刻，
究竟是從善還是為惡，
一定要在此刻進行抉擇�！保_維）
在兩句名言之后，胡適又對自己說了幾句狠話：
“不知其過而不改，猶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恥。人即不知，汝獨不內(nèi)愧于心乎？汝乃自認為懦夫耶？知過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恥之懦夫也。虧體辱親，莫大于是矣�！�
不過，胡適的煙癮并未從此根絕，甚至越來越大。一位外國友人因此給胡適寫了封信，勸其戒煙，此外國友人為：LouisP.Lochner.
胡適將這封信貼在日記里再次“自警”：
“曾在衣阿華聽說你的身體狀況很糟，所以為你感到非常擔憂。老朋友，不知你是否仍然吸煙很兇？去年夏天我向你說過，像你這樣吸煙，是在是一個大錯誤。我這話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我是一個不吸煙的人，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不吸煙，你的身體狀況一定會好得多的。請不要以為我是在向你說教，或是想對你指手畫腳。說實在的，我對外國朋友很少有對你這么親近。我認為你是一個難得的少有的人材，這并非阿諛你，而是誠懇的。我以為把你的智慧才能完全服務于社會，是你應盡的職責，因此，我想你應該特別注意保持身體健康。”
外國友人的關心讓胡適不能不與自己的煙癮作抗爭，但仍是“屢戒屢復”。1914年7月18日，胡適再次在日記里痛下決心戒煙：
“吾年來志力之薄弱極矣，即戒紙煙一事，屢戒屢復為之，真是懦夫無志之為！吾去國以來，雖滴酒不入口，然紙煙之惡影響仍不少�！�
胡適在日記里引用了一句名言：“吾今誓欲將吾所受于先人者，絲毫無虧損，留與吾之子孫�！�
這句話出自德國劇作家、詩人戈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18621946）的名著《東方未明》（Before Dawn）。胡適日記里把豪普特曼寫成赫仆特滿。對這位劇作家，胡適曾作過這樣的介紹：
“赫氏前年（指1912年）得諾貝爾獎金，推為世界文學巨子。此劇《東方未明》，意在戒飲酒也。德國人嗜飲，流毒極烈，赫氏故諍之。全書極動人，寫田野富人家庭之齷齪，栩栩欲活，劇中主人LothandHelen尤有生氣。此書可與伊卜生社會劇相伯仲，較白里而（Brieux）(法國劇作家)所作殆勝之。”
丁文江只比胡適大四歲，但一直像大哥哥般“操心”著這個小弟弟。
胡適喜歡喝酒，在國外求學時雖不沾酒，但回國后應酬一多，胡適也就開戒了。丁文江擔心胡適飲酒過量傷身體，就從胡適《嘗試集》里摘出幾句詩請梁啟超寫在扇子上，并把扇子送給胡適，提醒他戒酒。那幾句詩是：
少年恨污俗，反與污俗偶。
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適感動，說：“我很感謝他的情意，從此把他看作一個人生很難得的‘益友’。”
然而戒酒也和戒煙一樣難，胡適屢屢破戒。丁文江為此很替胡適擔憂，1930年11月，他連著給胡適寫了兩封信，勸其“毅然止酒”。
第一封信：
適之：
……我事體近來大忙，就沒有立刻寫信給你。但是屈指你將要離開上海了。在這兩個星期中，送行的一定很多，唯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寫兩句給你，勸你不要拼命，——一個人的身體不值得為幾口黃湯犧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體來敷衍人�！�。
第二封信：
適之：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題云《樊推官勸予止酒》，特抄寄給你看看：
少年好飲酒，飲酒人少過。今既齒發(fā)衰，好飲飲不多。
每飲輒嘔泄，安得六府和？朝醒頭不舉，屋室如盤渦!
取樂反得病，衛(wèi)生理則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譏訶。
樊子亦能勸，苦口無所阿。乃知止為是，不止將何如？
勸你不要“畏人譏訶”，毅然止酒。
胡適在上海那段時間因交友不慎，賭博、酗酒、逛窯子，樣樣都學會了。那時的胡適，并未認識到嫖乃一種可恥之惡習。
赴美留學后，受美國觀念的影響，他方醒悟：嫖乃人間大惡。因此，他呼吁國中人士，要樹立一種新道德：
“今日急務，在于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為人類大恥，令人人皆知女子墮落為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為娼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為人道大惡，為社會大罪，則吾數(shù)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
對自己曾經(jīng)的荒唐，胡適也做了懺悔：“吾在上海時，亦嘗叫局吃酒，彼時亦不知恥也。今誓不復為，并誓提倡禁嫖之論，以自懺悔，以自贖罪，記此以記吾悔�！�
雖然發(fā)誓禁嫖，但胡適偶爾也和朋友一道逛逛窯子，當然，只是純粹觀光性質。
1925年胡適應武昌大學和武昌商科大學的邀請，去武漢講演了五次。在武漢，他見到不少新知舊友，非常高興。一天晚上，他和郁達夫、楊金甫等友人看漢口的窯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見東墻下靠著一把大雞毛帚，西墻下倒站著一把掃帚，房中間是一張床，兩個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邀胡適等人逛窯子。在酒席上，有人給楊金甫推薦了一個妓女，席散后，楊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間，妓女就對楊哭訴自己的遭遇，說她過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楊救她出苦海。胡適頗賞識這個妓女，說：“此女能于頃刻之間認識金甫不是平常逛窯子的人，總算是有眼力的�！碑斕焱砩�，回寓所后，胡適還和郁達夫等人談到自己的一點觀后感：“娼妓中人閱歷較深刻，從痛苦憂患中出來，往往善于談情說愛，過于那些生長于安樂之中的女子。”
對自己的“好色”“大賭”，胡適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曾在日記里寫了這樣一番話：
“我雖可以過規(guī)矩的生活，雖不喜歡那種gay的生活，雖平時偏向莊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時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譯，略含快活與放浪之意。）這一層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我對于那種比較嚴重的生活，如讀書做詩，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為我有這個容易沉溺的弱點。這個弱點有時我自己覺得也是一點長處。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1926年2月初，胡適的外國友人加納特在上海巧遇胡適。有朋自外國來，胡適不亦樂乎，一天晚上，竟帶這位友人去了楊蘭春、桂姮兩家妓院，想讓好友開開眼界。沒想到，他此舉令好友深為擔憂。加納特回國后，立即給胡適寫了封信，深情地勸胡適，不要把精力浪費在無用的嬉戲里。
加納特在信里這樣寫道：
親愛的胡適：
……與你相處的日子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印象深刻。……
可是，可是……有一個陰影，你在上海只是消耗你自己的精力。你必須離開上海，遠離政治。我知道，這句話你已經(jīng)說過四十次了，但是你必須這么做。將來的事很難預料，但我想，有一點可以肯定：上海的未來局勢不容樂觀。它是一個瘟疫區(qū)；得趕緊撤離！……
你已經(jīng)登上了一座山峰，但不是你自己的山峰：你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許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席位正是你所需要的，它可以使你再次回到你自己的軌道上，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想見，十年后你成績斐然，又可以出國訪問。但無論如何，你得趕快撤離上海！
……我們已經(jīng)制造一個“文明”的地獄，里面充塞著各種奇技淫巧和肉欲享受。我還沒有見到，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中國重蹈西方之覆轍�！钤谀亲鞘胁⒉缓纤�，趕緊撤離吧！
你親愛的L.加納特
1926年3月5日
胡適妻子江冬秀在同年的3月14日給胡適寫了封信，也是勸他不要賭不要嫖：
“適之：你的身體很好，我很高興。不過我聽見人說，你在上海同一班很闊的人在一塊，天天賭錢，跟闊老爺、太太、小姐們天天在一塊大玩大賭，來很大的牌，很大的牌九，有很多朋友送你幾千塊錢把你過年用。這件事可是當真的嗎？
別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自己身體弄壞了。就是你一身的痛苦，害老婆兒子，到那個日子就不容易過了�！�
這兩封信讓胡適感動不已也愧疚難當。他給好友加納特去了封長信，在信中保證：“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番事業(yè)�！焙髞恚诮o妻子江冬秀和好友徐志摩的信里，胡適同樣信誓旦旦：改掉自己的壞毛病，嚴肅做人，認真做事！
在胡適眾多的朋友里，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許怡蓀當推第一。胡適認為，和許怡蓀相處久了，沒有一個人不受他感化的。胡適到美國后，他給胡適的第一封信就是：“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祓除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yǎng)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至為習俗所靡，允為名父之子�！痹S怡蓀和胡適通了近十年的信，從來沒寫過一個潦草的字，幾乎沒有一封信里沒有規(guī)勸、勉勵胡適的話。胡適留學歸國，許怡蓀仍常給胡適寫信，提醒他“莫走錯路”“舉措之宜，不可不慎”。
美國散文大家愛默生說：“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變成神圣。”
胡適說：“怡蓀待朋友，真能這樣做�！�
馬寅初：“敢言敢怒見精神”
1914年，馬寅初畢業(yè)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經(jīng)濟學博士。他的博士論文《紐約市財政》十分出色，成書后立即出版發(fā)行，成為暢銷書，而且還被哥倫比亞大學破例列為一年級的教材。畢業(yè)后的馬寅初本可以留校教書，但他卻婉謝了校方負責人的好意，決定回國報效祖國，他對哥倫比亞的校長說：“我來貴校學習，就是為了學成回國，為祖國做點貢獻。”
回國后的馬寅初不愿與官場上的貪官污吏同流合污，于是，他投身教育界，一心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
“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民黨政府推行專制獨裁統(tǒng)治，人民沒有言論自由，面對國民黨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政策，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時任重慶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的馬寅初卻毫不畏懼，他對學生們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難。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當時，為了抗日，全國人民同仇敵愾，齊心協(xié)力。前方將士流血，后方百姓流汗，大家節(jié)衣縮食，共同抗戰(zhàn)，生活艱險甚至嚴酷，每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而“四大家族”卻大發(fā)國難財，過著紙醉金迷，驕奢淫逸的生活。馬寅初對此怒不可遏，在一次立法院的會上，他向四大家族發(fā)難：
“大量的事實和材料證明：中國的幾戶‘大貪污’其誤國之罪，遠在奸商漢奸之上。吾人以數(shù)百萬同胞之死傷，數(shù)百萬財產(chǎn)之損失，希冀獲得勝利以求民族之快復興，決不愿以如是巨大犧牲來交換幾個大財神，一個握財政之樞紐，一個執(zhí)金融之牛耳，將吾人之經(jīng)濟命脈，操在手中�！�
馬寅初故意模仿蔣介石腔調(diào)，重復了蔣介石常說的一句：“此豈抗戰(zhàn)之用意？”雖然，馬寅初自始至終沒提蔣介石的名字，但他對蔣介石腔調(diào)、口頭禪的戲仿已把他對蔣介石的不滿和譏諷已“盡在不言中”。
在國民黨陸軍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馬寅初以更為犀利的言辭抨擊了國民黨高官見利忘義，大發(fā)國難財?shù)某髳鹤炷�，并且指明道姓痛斥了孔祥熙、宋子文之流�?br/> “還有一種‘上上等人’，他們是‘上等人’的后臺。他們有的靠濫發(fā)紙幣賺錢，有的靠克扣軍餉賺錢，有的則依靠權勢，利用國家機密，從事外匯投機。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頃刻之間就獲巨利，存到外國，大發(fā)超級國難財！由此可見，這三年以來，付出血汗錢充當戰(zhàn)爭經(jīng)費的是普通老百姓！流盡鮮血為抗戰(zhàn)的是普通老百姓！”
說到這里，馬寅初怒不可遏，索性一“罵”為快：“發(fā)國難財?shù)摹仙系热恕i狗不如！我可以直言不諱地告訴諸位，這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馬寅初的話，矛頭直刺國民黨最高當局。重慶大學的校長葉元龍聽了非常害怕，他問馬寅初：“委員長對您是很尊重的，您的演講是不利于蔣委員長的，他并沒有得罪你�。俊�
馬寅初答：“不錯，他沒得罪我，但他得罪了全國人民！”
此后，馬寅初的態(tài)度更為堅決，言辭更為激烈。
一次，應黃炎培的要求，馬寅初在重慶市實驗劇院演講，他直接向蔣介石“開火”：
“有人說蔣委員長領導抗戰(zhàn)，可以稱民族英雄，但我認為他根本不夠資格。因為他不能法辦孔祥熙、宋子文，因為他包庇親戚和家族，危害國家和民族。所以要說英雄，蔣介石也是一個英雄，不過并非‘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
在蔣介石的眼皮底下以如此辛辣的言辭抨擊蔣介石，除了馬寅初，恐怕沒有第二人。在常人看來，馬寅初以如此“大不敬”的語言斥責蔣總裁，完全可能帶來殺身之禍，而此刻的馬寅初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他知道臺下也有密探，可能想伺機對自己下手，于是他索性打開窗戶說亮話：
“今天，我把兒女都帶來了，讓他們都來聽我的演講，知道我的主張究竟是什么。我的講話，算是對他們留下的一份遺囑�！��！�
1940年12月，蔣介石命令手下秘密關押馬寅初。即使在牢房里，馬寅初仍尋找“演講”的機會，他向看守他的特務、憲兵講戰(zhàn)時經(jīng)?濟，講四大家族的腐敗。漸漸地，特務、看守們開始同情他，對他的監(jiān)視越來越松。他可以在牢房里自由看書看報，還可以給家人寫信。有位名叫陳風超的副官聽了馬寅初的“演講”，深受教育，決定不為蔣介石賣命，找了個機會跑回老家浙江?務農(nóng)去了。1981年，陳風超還從浙江趕到北京看望馬老，并對馬老說：“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馬老教育的結果。特來表示衷心的謝意�！�
1944年冬，歷經(jīng)?近5年囚禁、軟禁的“政治犯”馬寅初終于恢復了自由，但仍被實行“三不準”：不準任公職，不準演講，不準發(fā)表文章。但這些限制豈能束縛馬寅初？1944年12月22日，在朋友的邀請下，馬寅初出席了“星期五聚餐會”。他一身中式便服，一出場就對驚愕的聽眾侃侃而談：“各位，前人有詩說，‘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我說，政府伎倆施用盡，老馬猶在今又來……?”
“真空管”成了蔣介石的代稱
國民黨用了5年時間也沒能封住馬寅初的嘴。1945年3月，重慶伊斯蘭青年教會請他去演講，他一口答應，說：“我曾作過許諾，只要我有空，青年們找我，我是隨叫隨到！”
那天演講一開始，馬寅初就很巧妙地切入正題：“你們當中免不了有人要成為社會領袖，你們?nèi)巳硕加凶龃罂偨y(tǒng)的機會。你們?nèi)巳私钥梢宰鍪裁础洹�，什么‘長’！但是一旦成了什么‘袖’，什么‘長’，可千萬要想著天下的老百姓，要使人民心悅誠服，大家擁護。不要使擁護你的人群，只限于少數(shù)的親友！不要為自己私黨，為幾個親戚朋友謀私利，讓他們弄到幾十萬萬、幾百萬萬元到美國去享受。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的領袖，中國并不需要！”
雖然沒有點這個“自私自利的領袖”的名，但聽眾已心領神會。馬寅初越說越激動：“可有的人不這么想。他總以什么‘‘抗戰(zhàn)領袖’自居，說我想做漢高祖、明太祖，還有什么祖的。人們告訴他，那不行了！那是一百年、幾百年前的事了，現(xiàn)在的世界潮流是和平與民主，你那套現(xiàn)在行不通了！他卻說：‘我就要這樣做！’”——這末一句是蔣介石的口頭禪，馬寅初模仿老蔣說出這句話，引得聽眾一陣大笑。
馬寅初接著說：“像這種人，一腦瓜殼的自我，一腦瓜殼的自私，外面的世界潮流一點也裝不進去，拿他有什么好比的呢？只能說他是一個‘真空管’！對了，真空管！就是你們在試驗室里做實驗用的真空管。真空管是肚子里空空的，沒有東西，對外面的東西卻又堅決地抗拒不讓進來�！�
“真空管”的比喻十分傳神地刻畫?了蔣介石一意孤行的形象。此后，“真空管”一詞在重慶流傳開來，成了蔣介石的代名詞。
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學舉行校慶，南京學聯(lián)邀馬寅初演講。中央大學就在國民黨總統(tǒng)府附近，馬寅初去演講，等于在總統(tǒng)府眼皮底下“造翻”。國民黨特務送來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很多親友勸馬寅初不要去南京，但他說：“我不能讓反動分子說，他們讓我不出門，我就乖乖地呆在家中。我就是要和他們對著干，不讓我去，我偏去�！�
在中央大學的禮堂，馬寅初再次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痛加撻伐：“大家知道，民主這個詞，在歐美叫作‘‘德謨克拉?西’，我們就是要爭取這個‘德謨克拉?西’。蔣介石也喊要實行民主，并且召開了國民黨代表大會，制定了什么憲法，竭力標榜民主。但是他這個民主，與全國人民要求的民主背道而馳，因此，我們可以把他所實行的民主叫作‘德謨克拉?東’吧�！�
順手拈來的一個“德謨克拉?東”，辛辣又詼諧，引來全場一片笑聲和掌聲。
馬寅初很喜歡杜鵑花，他對朋友說：“人們都只見這花的顏色，而我卻看到了它的魂魄，它的精神。你知道，它為什么能有這般的殷紅嗎？那是它們從心頭里流出來的赤血。唯有這赤血，才叫人醒心醒目�！�
“不屈不淫征氣性，敢言敢怒見精神”，新華日報社送馬寅初六十大壽的這幅賀聯(lián)，也是他一生傲岸不屈、揮斥方遒的真實寫照。
堅持新人口論：“單槍匹馬，戰(zhàn)死為止”
解放后，經(jīng)?過廣泛的調(diào)查和深入的思考，馬寅初敏銳地覺察到中國人口眾多所存在的隱患，于是寫出了《新人口論》，提倡計劃生育。由于“人多力量大的”口號在當時深入人心，馬寅初的提倡雖具前瞻性，卻不合時宜。
在當時的“理論權威”康生的策劃、鼓動下，各大報刊發(fā)文狠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天，女兒為馬寅初整理資料，對他說：“爸爸，批判你的文章多達200多篇��！”馬寅初答道：“1930年，德國出版了一本批判相對論的書，書名為《100位教授出面證明愛因斯坦錯了》。有人將這一消息告訴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卻無動于衷。當那人追問愛因斯坦如何應對時，愛因斯坦才說，‘干嗎要100多人？只要一個人能夠證明我真的錯了，就夠了’！”
在那樣嚴峻的形勢下，堅持真理、維護學術的尊嚴，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對此馬寅初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態(tài)度：“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因為堅持真理，拒絕檢討，馬寅初最終被撤銷了一切職務。位卑未敢忘憂國，成為布衣的他依然牽掛國家大事，仍然堅持說真話。一次政協(xié)?小組的學習會上，馬寅初說：“我認為五七年的右派劃得太多了，很明顯，他們中有的人是錯劃的。對搞錯了的，就應該給他們平反。這樣做對他們本人、對黨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也是在政協(xié)?小組的學習會上，一位委員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是對的，我們要永遠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瘪R寅初聽后立即反駁：“不能這樣說，你這樣說不對，不符合主義原理，革命實踐告訴人們：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但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同志，他們的話或著作，特別是關于政策方面的言論，只能管一段時間，一個時期，并不是在百年、千年之后，或永遠都有用的。我相信毛澤東先生本人，如果聽了你今天的發(fā)言，也肯定不會贊成。”
為什么在舉國瘋狂時，馬寅初能如此冷靜？為什么在眾人皆醉時，馬寅初能獨自清醒？因為他不迷信權威，不盲目跟風，任何時候都堅持獨立思考。
與周總理有“患難之交”
馬寅初一生最敬愛的人非周總理莫屬。1976年1月9日，總理去世的噩耗傳來，馬寅初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當時的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耄耋老人，但執(zhí)意參加向總理遺體告別的儀式。家人擔心他的身體，勸他別去，馬老大怒?，對家人吼道：“死了也要去！”
總理和馬老的友誼幾乎延續(xù)了半個多世紀。馬寅初被國民黨軟禁，時在重慶的周恩來就曾極力營救。當時，重慶各界舉辦了規(guī)模盛大的馬寅初祝壽會，周總理送去的賀聯(lián)“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最為引人注目。馬寅初還曾向子女們解釋這副對聯(lián)：“你們看，共產(chǎn)黨并非國民黨報紙罵的都是‘鉆山洞的土匪’，從這副壽聯(lián)的文化就可見一斑……“‘桃李’典于‘桃之夭夭，其華灼灼’，意我培育了一些學生。鶴、龜都意長壽之物。上聯(lián)即學生和客人來祝壽，卻沒有馬寅初本人；下聯(lián)是說那個人哪里去了呢？對牛彈琴去了，別人逼他寫悔過書去了！‘龜’，這個字用得妙不可言，一語雙關，還能寓指總有‘歸’的時候！共產(chǎn)黨救我這個國民黨員，胸懷寬廣��！”
經(jīng)不住各界壓力，蔣介石不得不釋放馬寅初，卻在經(jīng)?濟上、政治上對他進行各種限制和迫害，這時又是周恩來伸出援手。周恩來對《新華日報》的同志們說：“馬寅初是一位經(jīng)?得起考驗的愛國主義者！我們必須對他全力支持�！缎氯A日報》可以發(fā)表他的文章，也可以經(jīng)常去采訪他�！瘪R老后來一直把周視為“患難之交”。
解放后，馬寅初任北大校長，曾請毛主席支持他的工作，主席問如何支持，馬寅初說：“希望主席能夠批準：我邀請誰去北大演講，誰就不能拒絕。”毛主席爽快地答應：“這個我可以批準。我可以給你這個尚方寶劍！”
后來，馬寅初請了很多中央領導去北大演講，其中周總理就是應馬寅初之邀去北大作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
1957年春天，馬寅初在紫光閣作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發(fā)言，當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對其觀點都表示贊同。毛澤東說：馬寅初今天暢所欲言，講得很好。但后來由于錯誤地發(fā)動反右斗爭，毛澤東對“控制人口”有了新看法。
“新人口論”觀點遭批判后，馬寅初一直拒絕檢討，周總理對他作過規(guī)勸。馬寅初在《新建設》發(fā)表一封感謝信：“最后我還要對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謝忱，并道歉意。我在重慶受難的時候，他千方百計來營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參政，也是應他的電召而來。這些都使我感激不盡，如今還牢記在心。但是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心中萬分不愉快，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shù)陌盐�，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文革”中特立獨行的馬寅初
“文革”開始后，無知無畏的“紅衛(wèi)兵”們四處造翻。馬寅初身邊的一位勤雜人員也戴起“紅衛(wèi)兵”袖章。一天，馬老正坐在家里，這位勤雜人員突然雙手叉腰對他吼道：
“告訴你，馬寅初，我今天要造你的反！你這個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現(xiàn)在正式警告你：過去你反對毛主席，大肆販賣什么《新人口論》的黑貨，早就罪該萬死，現(xiàn)在你還過著地主、資本家的生活。你洗澡，要我給你燒鍋爐，整天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臭架子還真不小�！�
這位勤雜人員的突然發(fā)難，讓馬老有些措手不及，但當他意識到對方是在“造翻”后，毫無畏懼之感，而是冷冷地看著對方，一語不發(fā)。這位勤雜人員當然知道馬老是著名的“硬骨頭”，于是用更兇狠的口氣威脅：“馬寅初你聽著：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聽我的指揮！如膽敢違抗，我定饒不了你�！�
聽了這番話，馬老哈哈大笑。面對國民黨的槍口都能談笑自如的他，豈會被幾句話嚇倒。“文革”期間，這位勤雜人員一直在馬家執(zhí)行監(jiān)視，但馬老我行我素，講真話的習慣一點未改。一次，聽說有人給周總理寫了大字報，馬老拍案而起：“給周公寫大字報？這是為什么？為什么？‘周公吐哺’，這天下還有良心嗎？”
聽到馬老的話，那位編外紅衛(wèi)兵像發(fā)現(xiàn)敵情一樣慌忙過來質問：“馬寅初，你膽大包天，說什么？”經(jīng)此一問，馬老更是怒不可遏，銳聲喊道：“我說這天下的人沒有良心了！你也沒有良心！斗爭我吧，我明天回嵊縣老家去�！币驗閼嵟�?，馬老掀翻了桌子。
子女出于對父親的關心，勸他冷靜下來，認清形勢，緊跟當時的路線。馬老聞言勃然大怒?。兒子馬本初大著膽子和父親爭辯起來：“無怪人家說你沒有行動。你說，我們家‘破四舊’一點也沒有行動。就這一條，不說那個‘造翻派’向他的組織不好交待，就連我們?nèi)挝�、去學校搞‘興無滅資’匯報時，也不好交帳哩。”
“向誰交帳？向康生、陳伯達？”馬老反問。
“不管是誰?，人家是在執(zhí)行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
“我看這是壞人在借助鐘馗打鬼！”馬老一針見血。兒子急了：“您又說錯話說反動話了，難道毛主席是——”馬老義正詞嚴地說：“毛主席當鐘馗我也吼他！”
兒子無奈地搖搖頭：“您老沒整了�！�
見兒子不理解自己，馬老講起故事來：“1944年，傅斯年在國民黨政府參議會上，揭發(fā)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在發(fā)行美金公債中營私舞弊。會后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并為孔祥熙說情。蔣介石問傅斯年：‘你信任我嗎？’傅斯年說‘信任’。蔣介石就說：‘你既然信任我，就應該信任我的人�！邓鼓旰敛煌俗專骸倚湃挝瘑T長，如果說因為信任你也應該信任你用的人，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馬寅初的“故事”使兒女們陷入深思，從此他們對父親在“文革”中的特立獨行、拒不跟風多了一份理解。
1982年，百歲老人馬寅初病逝。有人以這樣的文字來悼念他：“人口宏論，富國強民，千秋大業(yè)留遺澤；經(jīng)濟巨擘，學桃育李，百代宗師惠眾生�！�
如果說馬寅初的學術著作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那么，他“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的勇氣，他“單槍匹馬，戰(zhàn)死為止”的氣概，以及“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胸懷，對后人來說，則更是一筆難得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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