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曾經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王彬彬
“文革”被宣布“結束”后的幾年，有所謂“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
的潮流。如今，提到那期間的文學，人們往往不屑之意溢于言表。最近幾年，我在大學里教當代文學，有些作品，講課前要再讀一遍。重讀“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一些作品，坦率地說，我未敢有過多的不屑。不錯，我能指出它們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我卻并不特別感到它們陳舊、過時，與眼下的許多作品相比，這些二十多年的作品有時更讓我感到親切。
讓我對這些作品感到親切的原因之一，是對“文革”的歌頌最近幾年又時有所聞。這種歌頌有時是以佶屈聱牙、繞來繞去的“學術語言”表達的，有時則是直著嗓子、通俗易懂地喊出的。所謂歌頌，當然是極力強調“文革”的“成就”、“好處”。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又出現對“文革”的歌頌，原因應當是很復雜的，歌頌者的心態(tài)、動機，也都并不相同。其中的一種因素，恐怕是記憶在作怪。人的記憶有選擇性。當我們回首往事時，我們不可能記起過去的一切。有些事情被我們記起了，但更多的事情被我們遺忘了，而被遺忘的事情與被記起的事情，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回憶過去時，我們還會放大和虛構一些“往事”。當有人在那里回憶他昔日的榮耀時，經驗告訴我們，這是要打折扣的，甚至是根本當不得真的。例如，當有人向你炫耀他多年前曾賺得過一壺美酒時，你應該想到他或許是用兩壺血汗的代價換取的，那酒也很可能只有半壺，而且是他人酒席的上剩物。
今天的一些人對“文革”的“成就”、“好處”的回憶，也應該作如是觀。那些被認定是“文革”的“成就”和“好處”的方面，有的，從現代文明角度看，仍然是一種災難和罪惡。有的，如果孤立地看，確乎具有正面價值。然而，這一點枝節(jié)性的正面價值，卻是以整體的、巨大的災難和罪惡為代價的。最近一些年，社會治安不好，有人便懷念“文革”時期的社會治安來，他們說，“文革”期間，“至少社會治安”是好的，他們甚至不惜使用“夜不閉戶”這種夸張的說法。應該承認，“文革”期間，刑事發(fā)案率確實明顯比今天低，偷盜搶劫一類事確實比今天少。然而，這卻是以整個社會死水一潭、人人都生活在一種日常性的恐怖中為代價的。
在獲1979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品中，有一篇是已故作家張弦的《記憶》。
小說先寫了在作為“文革”前奏的“四清”時期，一個普普通通的放映隊員的悲劇。
放映隊的放映員方麗茹，因為被師傅的求愛信弄得心神不寧，“把毛主席接見外國友人的紀錄片”倒放了幾秒鐘，這便成了“嚴重的政治事件”。年輕的方麗茹采取喝汽油的方式自殺，但未遂，又被認為是“自絕于人民”。這種倒放不會被認為只是偶然的失誤，而被看作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師傅的求愛信當然也來會作為事情的原因。人們找到了事情的更“深刻”的根源：“現在已經查明，她的父親在上海教書，歷史上有嚴重問題。她的一個舅舅是公社會計，四清對象�！腥私野l(fā)，她曾說過‘農民生活還很苦’等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還有人揭發(fā)，她在不久前對人說她舅舅是個老好人，公然搞抗拒四清運動……”于是，在大會上宣布了對方麗茹的處理決定：“開除團籍、公職，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送農村監(jiān)督勞動。”
接著，小說又寫了宣傳部長秦慕平的故事。在方麗茹事件發(fā)生后，秦慕平是把這視作“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斗爭長期性和復雜性”的表現的，是把這當作“階級斗爭普遍存在于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例證的，對方麗茹的處理決定，就是他這個宣傳部長主持做出的。然而，幾年后的“文革”期間，秦慕平卻重蹈了方麗茹的覆轍。
一次，他用一張廢報紙包了一雙舊解放鞋。報紙上有一張“毛主席接見某外國代表團的合影”，他沒有注意到，但“群眾專政隊”卻注意到了，于是，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罪名是：“用寶像包破鞋”。成了“現行反革命”后，秦慕平對舊報紙的用途有這樣的思考：“用舊報紙包東西，本來是極平常、極自然也極合理的舉動，為什么竟成了彌天大罪？報紙總是要經常刊登領袖照片的，用來包東西有罪，拿去賣掉或者燒毀豈不更有罪？收藏起來不也會發(fā)黃？……”堂堂的前宣傳部長，想了半天，也未想出一個妥善處理刊有領袖照片的舊報紙的辦法來。
張弦寫的故事，對于每一個“文革”期間已經記事的人，都不是天方夜譚。那是一個一不小心把影片倒放了幾秒鐘就會大禍臨頭的時代，那是一個讓人為如何處置一張舊報紙而絞盡腦汁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人們生活在一種日常的恐怖之中，恐怖彌漫在空氣中，滲透在心靈里，成為人們日常心緒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時代，社會的“治安”能不好嗎？不過，應該指出，那個時代社會“治安”的“好”，也只是今天一些人的回憶。那個時代的各級當政者和公安機關一定未曾感到過治安狀況的“好”。因為那時偷盜搶劫一類刑事案件雖較今日為少，但各式各樣的政治案件卻層出不窮。光是查所謂“反標”，就讓那時的公安人員耗去了多少心力呵！
我之所以談到張弦的《記憶》，是因為其中有一個與如何處置舊報紙有關的故事。我自己也曾在那個年代為一張舊報紙而膽戰(zhàn)心驚過好一陣子。但在講述這個關于舊報紙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講幾個其他的故事。
1973年，好像是在秋天，上頭的一個雜技團下鄉(xiāng)來演出。這是極稀有的事，整個“文革”期間，我記憶里也只有這一次。那應該也是我第一次看雜技表演。人們當然都很興奮。農村的演出照例在晚上進行。場地是公社中學的操場。操場四周挖有寬約一米、深約一米半的溝，取出的土堆在里側，形成一道土壩，壩上種著一種我們那里叫做芭茅的植物。這種植物葉片很鋒利，一不小心就會被它劃出一道口子，人們在房前屋后種它，以作籬笆之用。我之所以對雜技團來表演的年份記得很清楚，是因為那一年我剛進入這個中學讀書，也曾參加過操場邊上的挖溝勞動。那時，我父母是離中學幾里外的一個大隊小學的教師，我們幾個孩子隨父母住在這個小學里。
演出的那天，晚飯后，父母帶著我和弟弟妹妹來到中學操場。幾盞大汽燈把操場照得如同白晝，沿土壩內側已坐了好多人。入口處，有幾個背著槍的民兵守著。并不賣票，他們也并不是查票，但有“可疑”的人進場，則會盤問一番。我們一家五人進場后找一處地方就地坐下，等著開演。但等了半天，仍不見雜技團進場。我那時是坐不住的人，這樣長時間的枯坐，心里不免有些煩躁，不知怎么就脫口說道：“怎么還不開始，這弄得像坐牢一樣。”話音剛落，父親厲聲喝道：“你瞎說些什么！”說是厲聲，其實聲音并不高，但語氣里有一種異樣的東西，一種讓我的心靈為之一寒的東西。我小時候是家中最頑皮搗蛋的孩子，別人不敢上的樹我上，別人不敢下的河我下，受父親責罵也就是家常便飯。但以往父親的責罵里，沒有今晚我感覺到的這種東西，有時候我能感到他氣得聲音發(fā)抖，但也沒有今晚我感覺到的這種東西。我抬頭向父親看去，那臉色也讓我感到陌生，臉上不只有我極熟悉的憤怒，還有一種我此前沒見過的神情。我小時候挨過父親那樣多的罵，甚至打，獨有這一聲喝斥和喝斥時的臉色給我留下極強烈的印象，就因為父親的聲音中和臉色上所表現出的那種異樣的東西。
許多年后，我終于明白，父親那晚聲音中和臉色上所表現出的那種異樣的東西，是恐怖。當我不知深淺地把這樣的觀看演出比作坐牢時，父親心中產生的與其說是對我的憤怒，毋寧說是對可能招致的災禍的恐怖。那時候，我的這種比喻，就足以被視作是對社會主義的惡毒攻擊，是對現實的強烈不滿，據此就完全可以被戴上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而數米外就是背著槍的民兵，如果這話被他們聽見，他們當場就可以把我?guī)ё�。當然，我那時還小，那么，主要的罪責就會由父母來承擔，一場災難就會臨到全家的頭上，父親怎能不恐怖呢？
如果說這次的遭父親責罵是因為我的“瞎說”，那在“文革”期間，我因為“瞎寫”而招致父親呵斥也有數次。記得一年元旦，天下起了大雪，很快地上就積起了厚厚一層。我喜歡下雪，站在屋檐下，看著飄飄揚揚的雪花，心情很愉快，有一種想干點什么的沖動。左顧右盼之際，墻角的一把大掃帚映入眼簾。我抄起掃帚，在雪地上端端正正地寫下了“慶祝元旦”四個大字。我對自己那天發(fā)揮出的“書法水平”很滿意，寫完后，把掃帚十分瀟灑地一扔，后退幾步，歪頭欣賞起來，這時，父親的喝斥聲從背后響起：“你瞎寫些什么！”我的好心情一掃而光。但內心十分委屈，不知自己錯在哪里。公社里各個單位的大門上方不都貼著“慶祝元旦”四個字么，我在雪地上寫寫，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還有一次，我拿個粉筆頭，在學校廁所的后墻上大大地寫上“側所”二字，恰好父親路過，又是一聲痛斥，我看看父親的臉，再看看我寫下的字，“恍然大悟”父親為何憤怒，原來我把“廁”寫成了“側”于是連聲說“寫錯了，寫錯了”，邊說邊抬手去改，哪知父親罵得更厲害了：“叫你不要瞎寫，你還要瞎寫！”這下我便徹底糊涂了。不是因為寫錯了字而罵我，那是因為什么呢？在廁所的墻上用粉筆寫了“廁所”二字，就值得發(fā)這么大的火么？
也是在許多年后，我又一次回憶起當年的挨罵時，才明白那時父親發(fā)火的原因。
這原因仍然是對災禍的恐怖。那是一個不能隨便說話和隨便寫字的時代，多少人就因為不經意說“錯”了一句話和寫“錯”了幾個字，而成為“現行反革命”的。父親一再對我痛罵，無非是要我從小養(yǎng)成不“瞎說瞎寫”的“好習慣”，這也是“從娃娃抓起”的意思。寫到這里，我想到朱學勤在《“娘希匹”和“省軍級”》這篇文章里說到的自己在“文革”時期的一次“文禍”。那時，尚是中學生的他，因為在報紙上隨手寫了三個字，便引來很大的麻煩，成為“小牛鬼蛇神”。寫到這里，我也想起我的一位師長。這位師長說話速度很慢。有一次，他終于告訴我，他小時語速極快，但從50年代起，就養(yǎng)成了開口說話前，都要先想好的習慣，從此，語速便變慢了。使得他語速變慢，也是恐怖。而且恕我在此不敬，我覺得這種恐怖，已經像他變慢了的語速一樣，成了一種習性，很難說已經從他心中消失。有一次，在他的書房里聊天，她女兒也在。與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她女兒語速極快。當他女兒噼里啪啦說了一通什么后，他沉著臉教訓道：“你這樣說話快得像機關槍，總有一天要被人用機關槍掃！”我一下子想起小時父親對我“瞎說瞎寫”的責罵。我當時想，那是在“文革”時期，而現在已是80年代后期了呀，還有必要連語速也“從娃娃抓起”么？
也許有人在回首“文革”時，會說，我們并沒有感到那種強烈的恐怖。固然有不少人在“文革”時期遭受了磨難，但更多的人還是生活得平靜的；固然有一些人在“文革”中死去，但大多數人還是活下來了，其實，正因為那種恐怖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總是以強烈的方式表現出來了的；正因為恐怖成了那時代人們的一種十分“正�！钡那榫w，所以我們往往在恐怖著卻并不知在恐怖。薩特的散文《占領下的巴黎》，對生活于德軍占領下的巴黎市民所表現出的日常性的恐怖，做了精彩傳神的描述。在被德軍占領的四年間，巴黎人不得不與占領者建立起一種“和平共處”的關系。他們被同一個人流所裹挾，在同一節(jié)地鐵里摩肩接踵，在同一處書攤前挑挑揀揀，甚至，剛剛從德軍口鼻中吐出的氣息，又被巴黎人吸入骯臟肺腑……而且，當德軍士兵大白天在街上走著時，并不表現出那種兇神惡煞相。
他們并不手執(zhí)武器橫沖直撞，他們甚至在車上給老年婦女讓座，對孩子也會“油然”
生出柔情，“他們有時甚至顯示一種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愿望”。然而，另一方面，巴黎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德軍帶走，“巴黎沒有一戶人家沒有親友被逮捕、流放或槍決的。似乎城里有好些看不見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從這些窟窿里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確切部位的內臟出血癥似的�！币虼�，在巴黎人平平靜靜的生活中，恐怖無處不在。薩特同時強調：“在進一步說清楚之前，必須避免一個誤會：人們切不要把這一恐怖想象成一種強烈的、驚心動魄的情緒。我已經說過：我們活下來了( 按：著重號為原文所有).這就是說人們可以工作、吃飯、交談、睡覺，有時甚至還能發(fā)笑——雖然笑的聲難得聽到�？植浪坪踉谕饷�，附在各種東西上。人們可以暫時不去想它，被一本書，一場談話，一樁事情吸引過去；但是人們總要回到它那兒去的。于是人們發(fā)現它從來沒有離開我們。它平靜、穩(wěn)定，幾乎很知趣，但是我們的夢想和我們最實際的念頭無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們良知的經緯線，又是世界的意義。今天這場恐怖已經消失，我們只看到它曾是我們生活的一個組成因素；但是當我們沉沒在其中的時候，我們對它太熟悉了，有時把它當作我們心情的自然基調。如果我說它對我們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時我們又與它相處得不錯，人們會理解我的意思嗎？”巴黎市民在德軍占領下的生活境遇與廣大中國人在“文革”
期間的生活境遇雖不盡相同，但薩特所說的那種成為“心情的自然基高調”的恐怖，與我們在“文革”時期的恐怖卻很相似。在“文革”時期，恐怖成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成了我們的一種自然的心理狀態(tài)，因此我們往往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在這樣的情形下，社會的治安能不“好”嗎？而這樣的一種“好”難道是值得稱頌、值得懷念的嗎？這種“好”，恰如病肺者臉上的紅潤，它顯示的不是健康而是疾患。
現在，讓我來說說我與一張舊報紙的故事。
1978年，我以應屆高中畢業(yè)生的身份參加了高考，結果被一所軍隊的技術院校錄取。志愿表上我并沒有填這所軍校，參軍也并非我的理想。至于我，當然也是高興的。在那時，能有個大學上上，便是天大的好事了，至于前途如何，只好走著瞧了。接到通知書的幾天后，父親送我到省會合肥集中，住在省軍區(qū)招待所。來帶兵( 招生) 的有三人，一個五十開外的人帶隊。此人在軍校的職務是副大隊長( 相當于副系主任) ，他姓什么，我現在記不起了，好像姓侯。另兩個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一個是參謀，姓劉；一個是干事，姓張。這年，這所軍校在安徽共招二十名，文理各十人。人到齊后，有一次集合訓話，用軍隊的術語，叫“點名”。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我們二十人站成兩列橫隊，姓張的干事先講話。他首先介紹他們自己。
當然最先介紹侯大隊長。簡短地介紹了侯大隊長的職務等情況后，姓張的干事微笑著強調：“侯大隊長是山西交城人，華主席老鄉(xiāng)！”此語一出，隊伍里就響起一陣驚嘆、羨慕之聲，目光都集中在“華主席老鄉(xiāng)”身上。我也末能免俗。我記得，在我的眼里，這侯大隊長的形象也頓時光彩了許多。其時的“偉大領袖”是華國鋒先生。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兩個多月。一方面是“兩個凡是”猖獗，一方面是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方興未艾。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正以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樣的方式，轟轟烈烈地制造著。交城，這一并不出名的地方，我們當時都知道，因為當時有一首天天能聽到的歌唱道：“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實呀實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滿了游擊隊，游擊隊里有個華政委。華政委最聽毛主席的話，他領導著人民打天下……”要不是中共很快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止了這種個人崇拜，交城不用多久就會成為與韶山雙峰并峙的圣地。
我們被這三人“帶”到軍校后，便開始了為期兩月的軍訓。一天，我整理從家中帶來的東西，打開一個報紙包，里面是一雙半舊的解放鞋。一看報紙，上面有一張華國鋒接見外賓的照片。照片上的“華主席”正微笑著與外賓握手。我當時心中一凜，忙看看宿舍里的其他幾人，還好，他們都忙著看剛收到的信，沒人注意到我手中的報紙。馬上要去練靶，來不及多想，我把報紙往枕頭底下一塞，便跑出去了。
但此后一段時間，如何處理這張舊報紙，著實讓我傷透了腦筋�？偛荒芤恢狈旁谡眍^底下。壓在褥子底下么，那不等于把“偉大領袖”壓在身下嗎，一被發(fā)現罪過更大。放在床頭柜里么，也不妥當。到底怎么辦才好呢？而且，對于用“寶像”包舊鞋一事是否已被人知曉，心里也沒底。也許他們已知道了，至于為何還不來抓我，是等我去自首吧。這樣一想，便不寒而栗。有時躺在床上，設想著他們來抓我的情形。那該是在深夜，大家都睡熟了。一群全副武裝的士兵悄悄推門進來，把我銬走。
再往下呢，就不敢想了。又過了一些日子，我確信包鞋一事未被人發(fā)覺，而這張報紙留在身邊總是禍根，便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早飯后，我把這張報紙塞進口袋，來到校園內一處偏靜的公廁。看看里面沒人，快速地掏出報紙，撕成數片，再揉成一團，扔進了糞坑。出門時，正遇一教員模樣的人進來，心里又一驚。報紙雖處理掉了，但心情并未輕松，總擔心自己的“罪惡行徑”被人“偵破”。這事要是被發(fā)現，那可比包鞋一事要嚴重得多。記得此后幾天，還特意到廁所去看過幾次，有幾張碎片還在，便趁無人，朝上面扔了幾塊石頭。碎片還在，說明尚無人察覺，但我的擔憂卻并未消失。幸而不久，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明確地否定了個人崇拜，我的心才真正放下。對這次會議，我當時不可能有很到位的理解，但有一點我能肯定，那就是從此人們不必再為一張舊報紙而擔驚受怕，而大禍臨頭，也不必為如何處理一張舊報紙而絞盡腦汁，無論這報紙上登著誰的照片。不知我當時的這種想法，是否仍然太天真。
其實那會兒，我才十六歲�，F在想來，我在感受恐怖一事上如此早熟，說明父母“從娃娃抓起”的做法大有成效。人們常把是否已懂事視作一個孩子是否成人的標志。而在那個時代，懂得恐怖，是“懂事”的重要內涵。在十六歲那年，為一張舊報紙而恐怖不已，應該就是我“懂事”的開始。
“文革”期間我才開始記事。對“文革”，我當然還知道得很少。但我記住了那個時代作為人們心情的“自然基調”和生活方式的恐怖。只要記住了這一點，對以任何一種腔調唱出的“文革”頌歌，我都嗤之以鼻。
2001年8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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