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作者：劉思謙
陰歷八月十八日是母親的生日，可是在我的記憶里卻似乎從未為母親慶賀過生日。小時候不用說，長大成人之后也總是忘記。到了自己也做了母親有了孩子之后，三個孩子的生日我記得牢牢的，提前好幾天就開始想怎么給孩子過生日，可是卻從來也沒有把母親的生日放在心上。然而母親記住我們姐妹四人的生日就像我們記住自己孩子的生日一樣，從來也沒有忘記過。就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家庭生活最困難的那幾年，也要想方設法煮幾個雞蛋給我們吃：過生日的兩個，不過生日的一個。所以在我們姐妹的印象中，過生日也就是吃母親給我們煮的雞蛋的意思。童年的歡樂、母愛的溫馨，就這樣水乳交融地和母親煮的生日雞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母親離開我們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來我有時候一年一次有時候兩年一次，在母親的忌日陽歷八月九日把她的骨灰盒拿出來擦拭一下落在上面的灰塵，擺幾碟母親生前愛吃的食品，獻一束金黃色的菊花，再將幾杯白酒祭灑在母親靈前，然后便凝視著母親的遺像發(fā)一會兒呆。十二年來女兒對母親、對母親與父親的婚姻、對母親一生八十八年的歲月有過許多的思念許多的困惑，可是卻猶如一團亂麻堵在心口理不出頭緒。母親這一生所經歷過的一切，母親的歡樂和痛苦，是女兒所難以理解更難以言說的。今年是母親的百年誕辰，她的一百歲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母親，請你原諒我這不孝的女兒直到如今才真正記起了你的生日，原諒女兒如今只能天地兩隔抬頭仰望母親的英魂，向著母親的在天之靈，祭獻出女兒的懺悔女兒的理解女兒的思慮。?
我相信，母親正在天上靜靜地看著我，正在靜靜地傾聽著女兒對于母親、對于一個與世紀同齡的女人一家三代百年人生的回憶與思考。?
上篇：前五十年?
母親本是勤奮而仔細的人。留在我記憶中的母親的身影，除了在廚房為我們張羅一日三餐，便是伏案讀書讀報，還常常在一個顏色發(fā)黃、紙質粗劣的本子上寫些什么�？墒悄赣H去世后我們整理她的遺物，竟沒有找到一份足以表達她對自己一生經歷的完整的記敘和總結，也沒有找到她的自傳。據四妹回憶，她見到過這個自傳，寫在一個黑色的筆記本上，可如今卻遍尋不見。在她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絕大多數都是她給我們姐妹四人寫的信的底稿，還有一些零零星星地“文革”中交待某一段歷史和給外調單位寫的證明材料，寫在一張一張的小紙片上，被母親疊成一個一個小方塊，裝在一個手工制作的花花綠綠的針線包里，還有幾封她認為重要的來往信件。筆記本倒是有好幾本，可都是些聽報告的記錄、她的發(fā)言提綱、演講稿，以及婦聯工作總結，還有下鄉(xiāng)宣傳某項政策的提要，有的前面還根據不同內容選錄一段“毛主席語錄”，甚至還有一份改善某某村住房狀況的計劃，是1958年她隨省婦聯同志到封丘縣應舉社參觀人民公社時，看到這里農民還住在低矮破舊的茅草房里，母親大概覺得這種狀況與共產主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太不相稱了，便越俎代皰地替他們暢想起共產主義的住房藍圖了。我真后悔這輩子竟沒能和母親作為女人作為朋友推心置腹地談過一次話，從小到大，都是母親主動向我們說，可我們總是心不在焉，總是嫌她羅嗦，嫌她一件事反來復去說好幾遍，如今悔之已晚。幸虧在她的好幾包遺物中，有一份30來頁的蠟版刻印稿，標題是《平凡又不平凡的歷程周筱沛同志生活紀實》，我想起這是省婦聯老海同志80年代初根據母親的回憶整理出來的，那一陣常見老海來找母親訪談，一次談一點，大約談了十幾次�，F在認真展讀感到無比親切，母親曾經多次講給我們聽的她一生的經歷，在我的記憶中復活了�，F在我就把這些文字資料與我的記憶相互鑒析、印證、鉤沉和整理，寫出與20世紀同齡、與中國歷史進程息息相關的母親八十八年的人生故事，旁及母親的母親我們的外婆和我們姐妹們與母親血肉相連的百年人生。?
先母周勤學，字筱沛，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出生在修武縣周莊。外祖父周沛三是晚清秀才，思想上擁護維新變法，是當地知名的開明士紳，1914年畢業(yè)于上海中國公學，同年到北京民國政府內務部供職。受當時新思潮影響，外公對三個女兒的教育并不守舊，而是讓她們盡可能地受到當時所可能受到的舊學與新學并重的最好的教育。母親先入私塾讀四書五經，接著便上了村里由曾外祖父、外祖父開辦的半新半舊的小學堂。1915年，母親隨外公赴北京就學，入丞相胡同小學，次年因曾祖母病重又隨父返鄉(xiāng)，轉入開封女師附小，畢業(yè)后于1919年考入開封女師。母親的1919波瀾壯闊，女兒我每當面對“1919”這個重要的數字時，不再是空空洞洞的“五四運動”“民主科學”這幾個方塊字。它是母親的有血有肉的1919，它浸透著母親的青春熱血母親的勇氣向我走來，我從中觸摸到了母親的呼吸和體溫。?
十八歲的母親熱情似火敢說敢為，十八歲的母親在1919這個重要的歷史年份里寫出了屬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五四一代知識女性的人生故事：?
天下興亡與遵父命結婚
母親的母親我的外婆出身書香門弟與周家的公子我的外公門當戶對，婚后待奉公婆灑掃庭除夫妻恩愛無半點差錯，卻偏偏七年內連生五女（有兩人自幼夭亡）沒生一個男孩子。1914年暑假，外公從上海公學學成榮歸故里，在即將赴京趕往內務部任職前夕，由周家宗族各門族長們開祠堂議事，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之名，用四百塊銀洋從外地買了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做妾，由外公帶往北京早生貴子（不久真的生了個兒子，即我們唯一的親舅舅周育輪），留下外婆在周莊老家獨守空房每日以淚洗面。母親告訴我說，她在這一年突然就長大了，她和母親一起哭。每天第一個把私塾先生讓背的書背出來，拔腳便往外婆的屋子跑，她怕外婆上吊。
母親還說你外婆知道我孝順她，可還是動不動就打我，讓我跪在房角不準我吃飯，有一次打得我半個月走不了路。我開始不明白母親為什么對我那么狠，后來才知道她是心里苦卻拿我撒氣。后來我有了你們，我決定絕不打孩子，絕不把自己的苦轉移到孩子身上，讓孩子陪我受苦。1919那一年，母親由開封女師附小畢業(yè)考入開封女師。開封女師是河南省女子學校的最高學府，關于婦女解放的新文化新思潮在河南的傳播中心。母親對我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監(jiān)湖女俠秋瑾女士的“秋風秋雨愁煞人”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她都是在這里讀到的。北京學生“五四”運動熱潮波及開封，女師的學生們也打著小旗上街游行，上面寫著“天下興亡匹婦有責”八個大字。母親說到這里面帶微笑眼睛放光，很為她和她的伙伴們創(chuàng)造性地改寫了男性話語“匹夫有責”而興奮不已。然而，氣壯山河的豪邁的“天下興亡匹婦有責”，面對女人世世代代婚姻不能自主的命運卻無能為力。就在這一年的秋天，在她剛剛為“天下興亡”而熱情吶喊的話音未落，一道回鄉(xiāng)完婚的父命把她召回周莊老家，十八歲的母親坐上了修武縣王豐村韓家的花轎，一夜之間成了沒見過面的韓家大公子的媳婦。關于母親這次婚姻的緣起，曾在我的女性文學研究專著《“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的“后記”中作過簡略記敘，母親在我們姐妹長大成人后多次講過這件事。那是極富戲劇性的“包辦婚姻”，“包辦”之簡易快捷，只在周韓兩家“世交”的一次酒過三巡的宴席上，只在周韓兩位男性家長酒后的一句話上，就決定了當時尚在外婆腹中的母親的婚姻大事。時間我想應該是在1900年冬天的某個晚上。記得母親是這樣說的：當時恰巧周韓兩家的媳婦都懷孕了，兩位家長心情亢奮，酒后無戲言，一邊喝酒一邊商定，兩家所生如為同性，則結拜兄弟或姐妹；如為異性則永結“秦晉之好”。這便是我們后輩兒女只聽過沒見過的“指腹為婚”。結果周家媳婦生了女兒韓家媳婦生了兒子，我的母親就這樣還沒有生出就許配給韓家大公子了，母親就這樣遵父命坐上了韓家的花轎。周韓兩家家長也許是要一試再試手中握有的“父權”之威嚴，也許只為了賭氣，周家的媳婦我的外婆繼母親之后又生了兩個女兒。母親的兩個妹妹即我的二姨三姨，也就這樣繼母親之后成為父權制的賭注，接二連三地許配給了韓家連生三胎的“貴子”。二姨周靜學在母親嫁過去之后三年與韓家二公子完婚，三姨周英學比母親小十歲（1911年生），小學畢業(yè)后隨我外公到北京求學，有幸與韓家三公子解除了婚約，逃脫了包辦婚姻的覆轍。后來三姨在上海、北京參加左翼話劇運動，與三姨父陶也先自由戀愛結婚，生了兩個兒子，即我的表兄弟陶寶中陶文中，使得外婆揚眉吐氣，三姨還把她接到北平家中住了好幾年，這是后話。?
剪發(fā)和接發(fā)?
母親結婚后，一條粗黑的大辮子盤成了一個足有半斤重的發(fā)髻盤在腦后。婚后的母親以這個盤起來的發(fā)髻作為少婦的標志又回到開封女師上學讀書。有一天，她讀到了《新青年》上一???九?舴⒌奈惱攏?醯玫覽斫駁煤芏裕?閿臚?奚岬牧矯???弈掣吣成塘俊Ｄ蓋孜仕?牽骸凹舴⒑貌緩謾??“好”�！凹舭l(fā)對不對”？“對”。母親說：“那我們?yōu)槭裁床患裟兀繉O中山先生說知易行難，知行應該合一。知道對的事好的事就該去做才是”。羅某高某說：“那我們就剪了吧”！三個人立即行動，拿起剪刀你給我剪我給你剪，咔察幾下就把三個發(fā)髻剪掉了。這下子轟動了全校，同學和老師們紛紛來看這三個剪發(fā)的摩登女郎，她們走到哪里哪里便尾隨一大群人，諷刺挖苦，扔石子吐唾沫。母親說，“好像看耍猴的一樣”，嚇得她們趕緊往宿舍跑，關緊大門不敢出去。消息傳到家里，家里傳來命令：“不留起頭不許回家”�？深^發(fā)已經剪了不是一下子能長起來的，三個女師學生揀起剪下來的頭發(fā)用頭繩扎成發(fā)束一束一束往頭上接，接成了一個更見不得人的怪模樣。暑假回家，母親不敢就這樣回婆家去。她先到娘家敲門，外婆不給她開門，還是那個只比她大兩歲的姨媽偷著給她打開了大門。外婆氣得說不出話，先給她找了頂帽子帶上去見公婆，后來又找來一些剪掉的頭發(fā)為她精心制作了一個假發(fā)髻扣在剪短了的頭發(fā)上，總算勉強渡過了這超前的“剪發(fā)革命”。母親說，“革命革命，光是革掉一條辮子一個發(fā)髻就如此之難，真正是難于上青天啊”！剪掉的發(fā)髻又回到了母親頭上，革舊與復舊就這樣于轉瞬之間在母親的頭上打了一個來回。后來，當母親進入晚年，大約是1919年的六十年之后罷，母親又一次對我提起這件往事，這次又增加了一件我過去沒聽她說過的她的二舅的事：二舅聰明過人，二十來歲時被選中為“拔貢”，家里豎起幾丈高的旗竿準備大大慶賀一番，不料這位新科“拔貢老爺”在開封豐樂園的戲臺子上慷慨陳詞，大講反對滿清腐敗統(tǒng)治的道理，贏得臺下一片叫好喝彩。突然臺下槍聲響起，人群四散，她的二舅從后臺跳下來跳墻逃跑，直奔黃河邊坐小船過河輾轉回到修武老家，不久便驚嚇勞累吐血而亡，“拔貢”尚未到京應試便去世了。說到這里，母親對我說，你外公說過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思想可維新，行為必守舊”。這可能是你外公一生經驗的總結吧。母親，你在晚年想起了外公這句話，你同意嗎？該不會是后悔沒有按照外公的經驗立身行事吧？你的青年時代恰逢晚清到民初這新舊交替的時代，革舊與復舊的斗爭畫著一個又一個螺旋在你面前運行，你選擇了新，你張開雙臂讓“五四”新文化新思潮如春風拂面喚醒了你年輕的心。你以滿腔熱情投入新思想的潮流，根本想不到要患得患失費盡心機把思想和行為割裂開來，你的思想超前行為也超前，你追求真知追求真理，你按照你所認定的真知真理去說去做，你知必行行必果，思想和行為均無愧于那個偉大的時代。如果說十八歲那年你不得不坐進韓家的花轎是守舊，那是因為十八歲的你還不能不守這個舊。可是后來三十歲的你與父親劉瀟然相識相愛，你最終還不是不守這個舊而勇敢地選擇了新嗎？1931年暑假你和父親同去日本，你們合照了好幾張照片，你那重新接上的發(fā)髻已經不見了蹤影，你短發(fā)齊耳青春煥發(fā)神采奕奕，笑得那么甜。
如果不是這樣，母親，如果你那時就聽信了外公的信條，你充其量也不過是韓家的一個盤著發(fā)髻的恪守婦道的好媳婦，你還是無法不重復外婆那樣的世世代代“守舊”的命運，不得不默默吞咽下一夫多妻制的苦水，用自己的青春年華去為那龐然大物的“舊”殉葬。如果是那樣，你的精神生命時間的鐘擺將終止在1919年，不言而喻也就不會有我和我的三個妹妹了。?
母親，革舊與復舊的輪迥原是造化的把戲，問題在于如何識別何謂新何謂舊，如何在新與舊的變革中把握好自己。你后來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讀書時的老師魯迅先生說過，中國改革之難，難到了連搬動一個火爐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不見得就能搬得動。魯迅沒有往下說。第一，魯迅不會贊成因為難就不搬這個火爐。第二，魯迅在思考可不可以不流血或盡可能少流血而搬開這個火爐呢？魯迅是不贊成無謂的流血無謂的犧牲的。魯迅的不贊成是基于他珍惜生命珍惜人的價值和尊嚴的人道情懷。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說過：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不就等于改革。因此，他寄希望于青年的，不是外公所說的“守舊”而是尋找“別種方法的戰(zhàn)斗”。?
母親帶著那個又綁上的發(fā)髻回到開封女師繼續(xù)上學讀書。1921年，女師又起學潮，母親又是學潮的活躍分子和帶頭人之一。這一年，河南教育廳長李步青張榜開除開封女師三十名學生，母親名列榜首，只得又回到修武婆家暫住。幾十年后，我的同母異父姐姐周毅（即母親與韓家大公子生的長女韓衛(wèi)平）在韓家找到了母親這一年在家閑居時寫的一首《詠雪》，請徐州一位書法家寫成一橫幅，裱好之后帶到鄭州送給母親，母親把它掛在了自己干休所寓所的客廳：?
雪如削玉隨風落，冰柱垂垂依檐著；
披裘未暖更圍爐，怕啟雙扉下重幕。
隔墻忽聞泣哀聲，誰憐凍饑無棲托，
唯望一朝赤日來，萬民同享融融樂。
這首詩后來發(fā)表在1928年北京的《益世報》上。詩中所表達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土盡歡顏”的人道情懷，正是母親后來在思想上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政治上靠近共產黨積極投入抗日救亡致力于婦女解放的思想基礎。就母親當時的心境來看，也可以說明她盡管因參加學潮而被開除了學籍受到娘家、婆家的責憊，可母親并沒有消沉，她不愿意“守舊”，她還要出去、還要上學。我從老海同志整理的這份材料上得知，可能是外公還在北京供職之便，母親又到了北京。她先在女師大附中讀完了中學課程，又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歷史系預科，1925年轉入正科，開始了她艱難困苦一波三折的大學時代。?
一幅在心中存放了六十年的挽聯?
母親的大學時代正趕上了中國命運的“多事之秋”（第一次國共合作及其破裂、軍閥混戰(zhàn)、內憂外侮等等）。母親“多事之秋”的大學生活驚濤駭浪險象叢生，可母親激越慷慨壯志如虹。她親歷和目睹了1925年的“女師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這兩件事母親給我們講過多遍，隨著年齡的增長，兩個事件的背景和細節(jié)越來越模糊，有時候還互相錯位，講著講著把發(fā)生在兩個年份的事件變成一件事了，但是有兩個場景和細節(jié)卻越來越清晰。一個是慘案第二天女師大同學們從四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體中找到劉和珍、楊德群的尸體，同學們悲痛欲絕。一個是三月二十五日女師大為劉和珍、楊德群召開的追悼會。經過半個多世紀時間的淘洗，對魯迅先生所說的這“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母親忘記了很多，卻忘不掉這最黑暗最殘忍的屠殺，忘不掉這令她們目瞪口呆心痛如焚的“血寫的事實”。?
母親說：第二天各校校長帶領學生到鐵獅子胡同找人，一進胡同口，看見四十多具尸體排了一長排，有的女學生被扒光了衣服，有的只剩下一條短褲，鮮血從槍眼里流出來，身子下面汪著一灘灘凝固的鮮血。我們放聲大哭，一邊哭一邊從中辨認女師大同學，找到了劉和珍和楊德群。劉和珍是學生會主席，同學們都認識她。楊德群是國文系預科的，我也認識，可現在都變得面目全非不敢相認。劉和珍眼睛睜的很大，胸部有一個大孔，背上有四五個槍眼，頭上還有紫色的棒傷。楊德群的槍傷在背部，一個血肉模糊的大洞，頭上還有好幾個腫脹的血塊，是用棍子打的。我們把她們抬出段祺瑞執(zhí)政府門前，抬出鐵獅子胡同，那天刮著黃風，天上飄著小雪，我們的哭聲震天動地……最近在北京書店購得《女界舊蹤》一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舊版），在《永遠的劉和珍》一文中看到了劉和珍、楊德群的遺照，還有一張劉和珍遺體照，整個頭部和雙手都用白布包扎，那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魯迅語）的罪惡的子彈留下的鮮血淋漓的創(chuàng)傷，也被一襲寬大的白色布袍蓋住了，但面部五官輪廓清晰可見，仍是濃眉秀目，高挺的鼻梁下面，憨厚的雙唇微張，含著她那沒能說出的最后的話。
三月二十五日在大禮堂召開劉和珍、楊德群的追悼會，又是一片哭聲。兩個薄薄的木板棺材旁邊，有她們的遺像，還有老師同學們送的挽聯，有一付挽聯是馮玉祥的部下送的：
亡國與女子何干？為甚不躲在教室里，讀風花雪月詩詞，偏跑到傻子堆里飲彈身亡，反被聰明小姐暗中竊笑。世界竟黑暗至此，還不準備手槍炸彈，把黑暗勢力消滅，若再讓賊輩橫行屠刀在手，則恐府門喋血來日尤多。
這幅挽聯對仗工整音韻鏗鏘。上聯以反諷手法還擊了所謂“送死”“自蹈死地”的論調，但又切合劉和珍、楊德群的女大學生身份，直接了當地毫不含糊地切入了“五四”一代知識女性兩種對立的人生道路人生態(tài)度的選擇，以劉和珍、楊德群悲壯慘烈的死襯托了包括母親在內的這一代女大學生生命價值取向的崇高感，諷刺了為她們所鄙薄的風花雪月派。這是一種反諷式認同與肯定。下聯則更加直接了當地毫不含糊的把女學生們這種生命價值的崇高感導向了激進的武力反抗情緒，導向了用槍炮子彈炸出一片新天地的激進的社會革命主張，盡管這只不過是一種因屠殺而激起的反抗情緒的想象式滿足。這幅挽聯母親給我背誦過多遍，這次又一字不差地出現在老海同志整理的材料中。半個多世紀以來母親顯然在心中背誦了不知多少遍，已經讓它的每一個字都長在了她的血液里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F在我完全理解了當年在那么多情真意切的挽聯中，母親何以會獨獨記住了這一幅而且記了一輩子。母親的氣質里有一股被壓抑的勃勃英氣，這幅挽聯與母親氣質中的這股英氣達成了終生的感應和共鳴。在年輕的風華正茂的母親身上，強烈的正義感、扶助弱小的道義沖動、被壓抑的女性的平等要求、義無返顧的熱情勇敢等等品質，決定了母親與當年及后來的激進的社會革命思想一拍即合，決定了她為革命愿拋滿腔熱血的豪情。她受秋謹影響很深，我總覺得她的氣質與秋謹相通，有一張母親青年時代的照片，橫眉怒目，很有一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感覺。作為魯迅的學生，在女師大事件中毅然前往宗帽胡同聽魯迅的課的母親，肯定讀過了魯迅寫于當年的《死地》、《空談》、《無花的薔薇》、《紀念劉和珍君》等雜文。魯迅反對許褚式的赤膊上陣，反對“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反對“用同胞的尸體填滿一個缺陷”，認為這對于每一個只有一次的生命來說，是極大的浪費。魯迅說，“請愿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更不用說因此而挺而走險用炸彈手槍轟毀黑暗勢力的暴力革命了。母親把這類雖慷慨激昂卻空洞無物的革命詞藻在心里存放了六十年，直到晚年還能背誦得一字不差。如今女兒面對這幅挽聯深長思之，感慨良多。而且，它的作者是馮玉祥國民軍的一介武夫，盡管馮玉祥的國民軍在軍閥混戰(zhàn)時站在了進步力量的一邊，反對親日派軍閥段祺瑞。女兒我由此而認識了母親思想的激進性格的熱烈，而對于這位“馮玉祥部下”的國民軍軍官所表達的激進思想卻持保留態(tài)度。我服膺于魯迅的清醒和理智，但我無力也無顏批評母親的激進。魯迅是當時少有的清醒的思想者，他的清醒也是一種超前。魯迅的超前是以自己清醒的獨立的思考，超前于如滔滔巨浪裹脅了一代知識者的空洞激進的革命詞藻，也正因為此，魯迅是更加不易為人所理解的孤獨的思想者。?母親的大學上得很不容易很漫長，如果從1923年女師大預科算起到1932年畢業(yè)，持續(xù)了將近十年的時間。“三。一八”之后，母親又參加了李立三組織的“反帝大同盟”和張挹蘭女士組織的“婦女之友”社，經歷了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和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目睹了李大釗、張挹蘭等革命志士走上了絞刑架（在母親遺留下來的大量信件底稿和“文革”時期交待材料中，有一張?zhí)岬搅藦堔谔m女士。這張紙一共寫了兩條，看來是為她的女師大同學和洛陽中學同事杜一勛單位外調而寫：“①杜一勛是一個心地善良，態(tài)度溫和，作風正派，經濟操守特別嚴格的小姐派大學生，不大關心政治，也沒參加過什么社會活動，更沒參加過什么反動組織，會道門等。這是她和我在一起的真實情況，我應該對黨負責，知道多少說多少。②張挹蘭所領導的婦女之友社開成立大會時我參加了。女師大參加的人很多，杜一勛參加否，時間太久記不清了。至于婦女之友社的性質，我認為是個進步組織。張挹蘭是婦女之友社負責人，她后來和李大釗同志一道被反動軍閥絞死。前注所說《女界舊蹤。北大的巾幗英雄》中，記載了張挹蘭的情況，其人生經歷和母親極為相似，也經歷了放足、剪發(fā)、外出求學、反對包辦婚姻、登報離婚等，她先考入北京女師大，后轉入北大教育學系。在此期間加入了國民黨左派團體中山主義實踐社，與劉清揚、郭隆真、繆伯英、褚雪松等創(chuàng)辦婦女之友社和婦女之友報，任主編，并曾接任劉清揚的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婦女部長（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奉系軍閥入京，張挹蘭與李大釗等20人被捕，4月28 日受絞刑慘烈犧牲�！杜缗f蹤》中有一張張挹蘭與李大釗，路友于走上絞刑架前的照片張短發(fā)素裝、氣宇軒昂，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目睹了張就義前的情景：”她那天穿得特別整齊，干凈，頭發(fā)梳得也很整齊“”昂首挺身而入。“）。這一年的秋季，遷回石駙馬大街的復校一年多的女師大校方秘密通知上了軍閥政府黑名單的母親和另外兩位同學立即迅速離校躲避。她離開學校藏在同學家里，在同學的幫助下女扮男裝坐火車回到老家修武，在家住了幾個月她又出來了，又是由開封而北京，于1928年時局稍穩(wěn)定時又回到女師大復學，直到1932年暑假畢業(yè)。母親這個大學時斷時續(xù)上得真不容易啊。這十年她靠什么維持一日三餐和用什么來交學費呢？據母親多次所說，家庭（尤其是婆家）早就不想供她讀書了，娘家也時斷時續(xù)，直到1931年母親與父親劉瀟然相識相愛決定回家與韓家大公子離婚起，便與家庭徹底斷了經濟關系。母親說，她的大學全靠半工半讀讀下來的，教家館（即做家庭教師）、到圖書館、文物館抄資料，描圖，到師專代課等等工作她都做過，其間大約在1927年她還做過一段河南大學的女生指導，還把放在婆家的次女帶出來找一個奶媽撫養(yǎng)，后來這個兩歲的孩子得百日咳死了。母親真能干。母親的大學時代真正是艱苦卓絕、英勇果斷、百折不回。老海的材料里，還記錄了一些在母親上大學時期幫助過她的人。有一個名叫徐旭生的河南籍教授，還幫助她找到一個在北大圖書館圈點抄寫古籍的差事，每月二十元。我翻開《魯迅全集》第三卷，發(fā)現了魯迅和徐旭生的通信一篇，徐旭生確為河南籍教授，唐河縣人，又名徐炳昶，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辦《猛進》周刊，任主編，生于1888年，卒于1976年。?母親是一個知道感謝的人，她記住了每一個幫助過她的人，對別人的好處她永遠心存感激，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
母親和父親相識相愛于1927年春
我在母親留下來的一份回憶草稿上得知，他們是在這一年開封總工會一次討論反對西山會議派、聲援受害青年的會議上認識的。當時父親是國民黨河南省黨部組織部長，母親是省婦協(xié)婦女活動活耀分子，兩人都在會上發(fā)了言，都主張不能因為一點困難就言而無信不開大會了。不久1927年大革命失敗，母親被國民黨開封市黨部清除出黨，父親也被國民黨撤職。母親返回北京女師大復學并常到北大旁聽，在這里又見到了父親。這時，母親的回憶文字連續(xù)出現了三個“不約而同”，“我們不約而同地參加了改組派。后因改織派和閆錫山合作、召開擴大會議，壓制不同意見，太使人失望了，我和劉不約而同地正式聲明退出改組派，從此他常到西城去看我，送給我?guī)妆練v史書，因為我當時在師大歷史系讀書。聽說國民黨要抓他，說他是共黨嫌疑。他去找他的三姨夫常志箴，常志箴帶他去見河南的一個官僚張伯英，張伯英見他有才乃出錢保送他出國留學。他先到日本留學。剛一年，就遇到九。一八事變，遂回國。這時我們又不約而同地參加了北京的反帝大同盟�！边@段文字言簡意賅，短短二、三百字，把兩個不期而遇的追求真理的熱血男女青年在動蕩不安的和復雜多變的時局中政治態(tài)度和求學道路的選擇說得清清楚楚，但是卻只見“相識”不見“相愛”，只見政治態(tài)度上的“不約而同”不見愛情婚姻上的建立在志同道合上的兩情相悅。他們是何時何地和如何結婚的？這個對我們的家庭、對父親母親的子女們至關重要的問題被我的母親用閃爍其詞的無言的文字給帶過了。父親在她的筆下，由“瀟然”變成了“劉”。這是因為，這時的母親已經與父親離婚多年，因為這是一份為文革中的“外調”而寫的回憶材料，是母親為了忘卻卻又無法忘卻和不得不面對的一段傷心往事。?
父親母親在相愛前都由家庭包辦結過婚，而且各有兩個子女，母親有兩個女兒，父親有一兒一女。他們共同商議并各自回去辦離婚手續(xù)。不料父親那邊的那個妻子痛不欲生，母親這邊的父母堅決不同意，認為韓周兩家是世交，離婚是傷風敗俗有辱門風之事。外婆命令母親跪下，拿出一條繩子，一把菜刀讓母親挑選，把她反鎖在一間黑屋子里。母親不要繩子也不要菜刀，由她那位年輕的姨媽幫助，深夜逃出了家門。回到北京，倆人想出了一個辦法：在報紙上同時登出兩個啟事，一個是宣布和家庭脫離關系也就是等于宣布離婚，一個是結婚啟事。我的父親母親就這樣勇敢地結合在一起了。這個時間我想可以認定為1931年上半年，即母親在北京女師大上學尚未畢業(yè)那一年。因為第一，在二妹三妹保留的父母親的合影中，有好幾張攝于日本東京的照片，而在母親留下來的一些小紙片中，有一張寫到她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十天由日本回到北平的：“大概是九月初我回國不到十天‘九。一八’事變就發(fā)生了。我聽到從東北逃回北平的同學講富饒遼闊的東三省被軍閥張作霖拱手送給日本，東北的同胞們被日本的機槍掃射，我們熱血沸騰、放聲大哭。我立即寫信給劉，讓他趕快離開日本回國。不久劉也回來了，住在北京，我們一同參加了北平的反帝大同盟”。第二，母親對我講過，在我的前面她懷過一個男孩，因為正趕上要畢業(yè)考試而不得不打掉了。這個時間我想應該是1932年。她說是父親陪她去的，找了一個德國醫(yī)生。德國醫(yī)生的醫(yī)術精良，打下來的孩子形體完整、輪廓清晰，醫(yī)生把孩子放在托盤上讓她看，“是個男孩子，簡直活脫脫是一個小劉瀟然，連眉宇間的表情都象極了。”母親后悔得哭了。這兩條相互說明相互對應的證據我想是可以說明他們的結婚時間和時代背景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豫西階段?
母親1932年由女師大畢業(yè)，1933年在開封創(chuàng)辦任時女中，1935年到洛陽第三女中任校長，同年秋天洛陽三女中與洛陽第八中學合并為洛陽初中，母親為合并后的洛陽初中校長。這期間，父親于1936年由德國回來，先在北平農業(yè)大學教了不到一年的書，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北平淪陷前父親回到河南洛陽，和幾位地下共產黨員吳芝圃、郭曉棠創(chuàng)辦宣傳抗日的《戰(zhàn)旗》旬刊，不久由于中共豫西特委的努力，父親被程潛任命為登封縣縣長。父親去登封的時間是1938年4 月。1938年8 月，由于父親派到洛陽去送稅教的軍事科長王其鈞（中共地下黨員）攜稅款3600銀元潛逃等原因，到任后四個月的父親即被洛陽行署專員免職。1996年9 月，我去登封市參加一個省文聯在那里舉辦的小說創(chuàng)作研討會，了解到父親在那里任縣長的情況，才知道了父親出任登封縣的社會背景，原來是設在洛中的中共豫西特委，遵照省委“準備十萬武裝，開展游擊戰(zhàn)爭，保衛(wèi)河南”的指示，決定在豫西組建抗日根據地。經中共豫西特委研究，決定由特委副書記王志杰，通過國民黨第一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政訓處長李世璋等向程潛、李杏村建議，推薦父親劉瀟然等三名開明人士任登封、伊川等縣縣長。在登封縣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的《登封文史資料》第四輯中《劉瀟然在登封》這篇文章中，對父親在登封的政績做了高度評價，認為“劉瀟然在登封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全縣進步空氣高漲、抗日氣氛濃厚，學校生機勃勃，農民拍手稱快，全縣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就嚇壞了登封的反動派，他們叫喊劉瀟然赤化登封，登封紅了半邊天，無時無刻不在窺測方向，妄圖扭轉乾坤。1938年8 月，劉瀟然派軍事科長王其鈞護送地方稅款銀幣7600元去洛陽，王在途中頓生歹意，攜3600元潛逃，造成劉瀟然工作上的極大被動，成為反動派攻擊劉瀟然的口實”。這就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偽縣長”問題的歷史真象。
差不多與此同時，由于在洛陽中學任教的中共地下黨員郝德青、吳芝圃等身份暴露，也由于母親在洛中聘請了多名地下中共黨員作教員，有意掩護黨的地下活動，并大力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母親被國民黨河南省教育廳以“人地不宜”為由解職。被解職的母親帶著我和二妹和一個保姆，挺著大肚子雇了一輛馬車到了登封，三妹便是在登封的嵩山書院出生的。母親和父親被解職發(fā)生在同一年，時間前后只相差三、四個月，其深層原因也相同。不久，父親通過他的朋友李俊甫的關系，將母親和三個孩子安置在洛寧深山中避難，他只身一人輾轉到山西閻錫山辦的“民族革命大學”當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與此同時，母親在洛寧深山中和幾個朋友辦起了一個山窩里的“現代中學”，母親教國文、歷史。她不顧個人生命安危在深山里的“現代中學”課堂上給學生宣講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被國民黨政府下令關押，關于這件事，老海同志整理的材料中是這樣寫的：?
不料有一天下課回家，門口院內聚集了三十幾個士兵荷槍實彈圍著，身后還跟著兩個槍上上了刺刀的士兵，他們向她宣讀了命令：“前洛陽中學校長周勤學，隱避在洛寧磨頭村，主辦現代中學，別有企圖，立即關押。”周筱沛同志在武裝兵士的押送下，帶著三個孩子和一個保姆被軟禁在縣城一所破院子里，門口有便衣特務監(jiān)視看守，不時到屋里察看。她和孩子們就這樣被關押了八個月，后來又向她宣布“問題已經查清，你不是共產黨”而解除關押。
解除關押的母親帶著三個年幼的嗷嗷待哺的女兒流離失所，該在何處棲身何處立足呢？洛寧是呆不住了，洛陽、登封都已向她和父親亮出了“人地不宜”的黃牌，而淪陷區(qū)又絕對不能去。那么，何處是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父親母親施展他們的壯志和報負，為“天下興亡”竭盡“匹夫”與“匹婦”之責呢？當時的中國遍地烽火，抗日戰(zhàn)爭進入了最艱苦的相持階段。父親母親都說過：“天無絕人之路”。是的，天無絕人之路，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不久由他們的老朋友常吉甫推薦，父親帶著全家五口到陜西武功西北農學院任教，于1940年春天經由西安到了敵后區(qū)的陜西武功的黃土高坡，從而結束了歷時五年左右的豫西階段，在這里住了整整六年。?
我們家的豫西階段即母親的“洛陽洛寧階段”和父親的“登封階段”雖然時間短暫，卻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我在閱讀他們這個階段的文字資料時，看到精力充沛的父親母親熱情洋溢精明果斷屢屢歷險又屢屢脫險，看到他們兩人這時的夫妻關系，真正是兩情相悅并且志同道合，真正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心靈默契。這是我們祖國的、民族的也是他們倆人的“艱難困苦玉汝以成”的階段，盡管那時他們都還不到四十歲，前面的路還很長，還有更為險惡的風浪更為匝測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但是他們風雨共舟患難與共，在不可能中尋求可能，為民族興亡竭盡所能，做了他們所應該做的事。這一段生活還深深影響到我們的家庭解放以后的生活道路，這將在我以后的敘述中逐漸清晰地顯現出來。?
關于豫西階段，有一件事必須補充進去，因為這是在任何革命斗爭史和文史資料編纂者視野之外的事情。那便是父親被撤職時，要求父親個人賠償出全部被王其鈞潛逃時拿走的稅款3600銀洋方可離去。（銀洋俗稱“袁大頭，上面有袁世凱的頭像，是那個時期的不貶值的硬通貨幣。）這事母親在我們長大后講過多次，可見對我們這個既無不動產又無儲蓄存款的五口之家在經濟上的打擊該有多么沉重。3600銀洋是多大的數字呢？我問過母親，她說她在洛中做校長時月薪是100 塊銀洋，而當時的物價是一塊銀洋可買五、六袋面粉，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漲了一些，一塊銀洋也可以買三、四袋面粉。我們拿什么去賠出這相當于一萬多袋面粉的銀洋呢？母親說，幸虧這個王其鈞還有一點良心，沒有拿走稅款的全部7600銀洋，否則我們全家就只有上吊跳河這一條路了。那些日子母親天天上當鋪，典賣了多年來置買的全部衣物和生活用品，連御寒的棉被都賣了，結果連一半也沒湊夠。有一條父親從德國帶來的毛毯有玫瑰紅和乳白色相間的花紋，非常漂亮，也拿去當賣了。幸虧母親和父親都有一些真正的朋友慷慨解囊雪中送炭，這個拿點那個拿點，有的拿一百有的拿五十，總算湊齊了。這些朋友我想總該有十多位吧，我如今只記得有李俊甫、楊章武這兩位伯伯。因為解放以后母親見到他們，還跟他們說起過要還錢的事，有一次還帶著我去楊章武、牛文英夫婦家，好像是去解釋這件事。母親總覺得欠了朋友們一筆還不清的金錢債和人情債。?
從陜西武功到西子湖畔
我們全家到達陜西武功西北農學院時真正是一貧如洗。不過由于年紀小不懂事，一點也不記得父親母親是如何在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安了家住下來，如何含辛茹苦地把我們姐妹四人（四妹在我們到武功的第二年冬天出生）撫養(yǎng)長大。我們的童年就是在這里渡過的。記得剛到的時候住在一個大雜院里，不久就搬到了一座兩進的小院子里，正房有四間，中間有一個小院，后面有并排兩間，一間是廚房一間是儲藏室。正房前面有一片空地，母親把它用籬笆圍起來，種了玫瑰、向日葵、豆角、西紅柿等，每年都能收獲許多的青菜和葵瓜子�；h笆前面有兩棵大槐樹，夏天我們常在樹下乘涼玩耍，春天槐花開了的時候，我爬到樹上摘槐花，妹妹們在下面接，交給母親給我們蒸槐花吃。我在這里上完了小學，從一年級上到六年級（中間有半年多隨母親轉到西安扶輪小學），畢業(yè)照上寫的是“陜西武功西北農學院附小六班全體同學畢業(yè)紀念，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即1946年6 月）。小學校在西北農學院下面，出了校門要穿過一個很深很長的大樹林，座落在一片綠色的莊稼地中間，一個兩排的紅色磚瓦房大院。院子里還有操場，操場上有籃球架，還有高低杠，跳遠的沙坑等。我放學后常常和同學一道到莊稼地里摘碗豆角和玉米棒子，被農人們攆得在青色的莊稼地里飛跑，或者和農夫們在玉米棵子后面捉迷藏。1942年夏天家里突然增加了六口人，是父親老家的親戚，有我們的三嬸帶著兩個孩子，花奶和她的兒子六郎等，因為河南遭了大災顆粒未收逃荒來到武功（河南人把這次大災叫做水旱蝗湯，湯即國民黨軍官湯恩伯，這是標準的天災加人禍）。不久，同樣的原因母親老家也來了兩、三口，是外公和一個姓薛的老大爺，還有一個記不得是誰了。這一下加上我們原有的六口人，家里吃飯的人口猛增到十四、五口，我還記得我們家這時做飯用的鐵鍋大極了，就象現在的學生食堂用的鍋一樣。偏偏這一年國民黨政府規(guī)定，由于財政困難，夫妻二人在同一學校工作的只能發(fā)一個人的薪金。當時父親在西北農學院農業(yè)經濟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母親在西農附屬高職任國文教師，屬于一個學校。這樣十四、五口之家就靠父親一個人的薪金維持，很快就揭不開鍋了。從這以后，我的記憶里就增加了一件事，那便是挖野菜。每天一放學，我和二妹還有三嬸的孩子我們的堂兄潤湘、花奶的孩子我們的六叔六郎便去校園內外找可以吃的野菜裝滿籃子，如灰灰菜、掃帚苗等，交給母親和三嬸，用小米攪拌均勻蒸成一個個菜團子吃。我記得，每天一到該做飯的時候，三嬸就從廚房來到正屋問母親：“大嫂，做啥飯”？母親問：“還有米沒有”？“沒有了”。母親放下正在看的書便出去向鄰居家借米借面，直到借遍了所有的熟人和朋友，直到熟人和朋友家也無米無面可借。西農校門外有一條一百多米的街道，有一些飯鋪、藥鋪、日用雜貨鋪等。那時買東西可以賒賬，常去的主顧們家家有一個折子，買了東西可以先不給錢，記在折子上等發(fā)了薪水一并給。我便常常被母親派去賒燒餅賒鹽賒醬油等等。有一次吃面條，面條下了鍋才知道沒有鹽了，趕緊讓我去賒，等我回來面條成了一鍋面糊涂。還有一次包餃子，因為沒有肉，母親別出心裁用學校發(fā)給教工的紅糖拌點面全家吃了一頓紅糖餃子。那時候，父親是一家的頂梁柱，吃飯先盡父親吃飽，然后是外公，是我們七、八個孩子們，母親和三嬸、花奶等最后吃，經常到了這個“最后”就什么也沒有了。有一天早晨，三嬸一打開門看到門口放了一袋面，沒有留下姓名，后來才知道是父親的學生劉均愛深夜悄悄送來的，母親說，那可是救命面��！她說她也遇到過這樣的學生，有時去高職上課，打開講臺上的小講桌抽屜，里面常常有一、兩袋食品，她不舍得吃，留著下課拿回家給我們吃。有一次，學生把食品放在講桌抽屜里，上面留了一個小條子：“周老師，請你把這幾個燒餅吃完再上課。我們不忍心看你餓著肚子給我們講課”。
還有一件事我也記得，那便是跑警報。警報汽笛聲大得很，又尖又響長長的，幾長幾短是緊急警報，幾長幾短是解除警報等，都有明確規(guī)定。常常剛端起飯碗它就響了，全家人扶老攜幼往防空洞鉆，防空洞就在宿舍區(qū)，一個灰色的水泥砌的長方形大鍋底似的大包，鉆進去有兩丈深的臺階下去，里面是曲里拐彎很深的地洞，可以通到另一個防空洞出口。我這是在拜讀了劉均愛先生在父親的《紀念文集》中寫的《憶恩師瀟然先生在西農的二三事》想起來的。劉均愛先生說父親在西農開“農業(yè)金融課”，后來又增開“土地經濟學”，他說父親的課講得“深入淺出，富有知識性、趣味性和啟發(fā)性”�！坝錾暇瘓罄懀v授不到一個節(jié)段，學生無一離席。老師從容講授，學生靜心聽講，必等老師剎住話題，聽完最后一句始走出教室躲避。劉老師講授引人入勝，可以想見了”。我由此想到父親那時常常備課到深夜。母親常常叫我陪著她一塊到街上給父親買幾只紅紅的軟柿子晚上餓了吃，算是母親給他準備的夜餐吧。?
大約是在我上小學四年級那一年吧，母親帶著我一個人去西安找老朋友皮以書、陳建晨找工作，因為生活實在維持不下去了。母親在西安保育院找到了一個工作，是領著幾個女工給前線下來的傷員拆洗被褥、棉衣，一天十幾個小時在一個堆滿了滿是灰垢膿血的衣物的屋子里工作，因此感染了病菌，大腿上生了兩個碗口那樣大的膿瘡，在床上躺了半個多月才好。母親一到西安就先給我聯系上學的事，讓我轉到了西安扶輪小學。這個學校比起西農附小算得上是貴族學校了，也不知道要多少學費，反正母親在我們的教育上從不吝惜金錢，也許要花去她給傷兵拆洗棉被的薪金的一半吧�？晌夷菚r并不知道體諒母親的難處。記得有一次學校讓交童子軍服錢，我問母親要，母親拿不出來，說再等幾天，我賭氣早上不吃飯就背上書包上學去了。我的教室在二樓，樓梯在室內，有很陡的十多級木頭階梯通到教室。上到第一節(jié)課快下課的時候，我聽到樓梯上有人上樓的聲音，回過頭一看，是母親。她手里拿著一塊三角形的熱鍋盔，里面夾了滿滿的一層醬牛肉，徑直走到我的課桌旁邊，把熱鍋盔放到我的課桌上就走了。老師、同學、我都呆住了，半天沒有人說話，我聽到母親下樓梯的聲音，一聲一聲的漸漸遠去。直到如今，我的味覺里還留有母親送來的熱鍋盔夾醬牛肉的香味，我的聽覺里還留有母親一下一下上樓下樓的聲音。?
我和母親在西安呆了不到一年就回去了。是父親來接我們的，坐的是馬車，也不知道走了幾天幾夜。回到武功，我繼續(xù)在附小上學，老家來的親戚都回去了，只留下堂兄潤湘在這里繼續(xù)上學一直上到畢業(yè)，和我在一個班，那張畢業(yè)照上也有他，我至今還能認出來。?
我們在武功西農的校園里，經歷了1945年8 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狂歡之夜。那是我所經歷的第一個也是最難忘的真正的狂歡之夜。校園主樓前面的廣場上人山人海，父母親的學生大哥哥大姐姐們哭著笑著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勝利了，勝利了”，把帽子、衣服、書包扔向天空，把我抱起來扔向天空，妹妹們爭著搶著也要讓他們扔，父親母親也在這狂歡的人群里，臉上流著熱淚。?
第二年秋天，我們全家六口就離開了西北農學院。父親離開西農的原因我那時一無所知，看到劉均愛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是因為父親支持進步學生的反內戰(zhàn)反饑餓要和平要民主運動，支持學生罷課游行而被一些國民黨三青團員視為眼中釘，在學生食堂貼出傳單說“劉瀟然是共產黨”，借以威脅同學。父親知道這里是不能繼續(xù)呆下去了，全家于1946年9 月到了西子湖畔的杭州。?在杭州我們先住在西湖邊的羅苑公寓，是一個姓羅的大漢奸在西湖蓋的別墅，抗戰(zhàn)勝利后被沒收，給了浙江大學做教師公寓。羅苑里有亭臺樓閣，假山魚池，小橋流水。靠西湖一面的住房有三分之一建在湖上，是木質結構，用木頭樁子支著。我們家的住房面朝西湖，推開窗子就是三潭印月，父親常常領著我們從窗戶里面把釣魚竿放下去釣魚，有時能釣住大個兒的西湖鯉魚。我那一年正好該上初中，父親領著我去浙大附中，因為已經開學一個月了，先隨著初一旁聽，到第二學期插班考試，考試及格后方可隨班上二年級。南方的教學質量比西北高多了，浙大附中又是名牌中學，我到了這里及格是能及格，可再也不能像在西農附小那樣年年考第一了。?
在羅苑住了不到一年，便搬到了慶春街刀芽巷浙大教授宿舍，是一幢幢兩層的小樓，一樓一底，樓下是飯廳和書房，外面接出一個有七、八平米的偏廈為廚房，樓上是兩間臥室，我們姐妹們一間，父親母親一間。80年代初三妹去杭州出差，還特意尋找羅苑和刀茅巷這兩個我們小時候住過的地方，找到了刀茅巷卻沒有找到羅苑，原來因為年久失修已被拆除了。后來我們的同父異母姐姐劉毓湘也從武功來到杭州，考上了之江大學農學系有時也在這里住，睡在下面的飯廳兼書房里。這樣的住房條件在那時算是很不錯了，可是卻仍然吃不飽飯。那幾年物價飛漲，蔣介石發(fā)行一種新的紙幣叫“金圓券”，“金圓券”一天天貶值。那時我已經十三、四歲了，上初二，已到了能與父母分憂的年紀。每到發(fā)薪的日子母親叫我一大早去浙大發(fā)薪的窗口排隊領薪，一領出來馬上到對面的市場上換成銀元“袁大頭”，否則上午領出來的“金圓券”，到下午就貶掉一半。我還在上學的路上看到過搶米風潮，饑餓的人群沖進緊閉大門的米店，從樓上窗戶里把一袋袋被米商們屯積起來不賣的大米倒下來如同一掛掛白色的瀑布，人們紛紛把大米裝進身上所有的口袋里，或者用繩子栓住褲腿角，裝進褲襠和兩條褲腿里。?
大概是又到了揭不開鍋的日子，母親去北京投親靠友，找到在北京的三姨周英學，帶著三妹和四妹。三姨幫助她在北京育商中學找到了一個教書的位置，母親每天去上課，把兩個妹妹托付給三姨家的保姆照顧。我和二妹留在杭州繼續(xù)上學。有一次母親寄來了她們母女三人的照片，父親拿著照片看了很久，對我們說：“你媽瘦了，姍姍和毛毛腳上的鞋子都破了”。這張照片和父親的話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大概是因為那時我已經懂點事了。?
在杭州還有一件難忘的事是隨父親參加浙大學生會舉辦的各種晚會。記得是在教學樓的一間教室里，窗戶上掛著黑色的窗簾，門關得很緊，大學生們和一些教授們聚在一起唱歌，像“團結就是力量”“山那邊啊好地方”“古怪歌”“義勇軍進行曲”等等，我都是在這里學會的。浙大的學生會主席也是浙大民盟主席叫于子三，在一次學生運動后被抓進監(jiān)獄，在獄中被秘密殘殺，還放出謠言說他是“自殺”。我和父親母親一起參加了浙大學生在這里為他舉行的追悼會。有一次開五四紀念晚會，大學生們讓我也出一個講故事的節(jié)目，父親給我找了一篇葉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說，題目叫《傻子》。父親給我擬了個開場白，大意是“現在中國的聰明人太多了，可傻子卻太少。然而我們中國最需要的還是傻子而不是聰明人�，F在我就給大家講一個傻子的故事”。我回憶起這一點是聯想到母親青年時代在劉和珍、楊德群追悼會上記了一輩子的那付挽聯。在父親和母親的精神素質里，都有一點耿介正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傻子精神”。?
母親和兩個妹妹在北京呆了大半年就回來了。不久就到了迎接解放的日子。我們附中好多同學和浙大的學生們一起參加了這項活動，是秘密的，當時覺得非常神秘和神圣。母親給我煮了好多雞蛋，又去街上買了很多金黃色的枇杷果，放在一個竹籃里，上面蓋上濕手巾，由專人把我們領到一個地方迎接解放軍進城。杭州是和平解放，和上海一樣。杭州解放后不久，母親就收到了河南省主席吳芝圃的信，邀請母親回河南工作，母親只帶著我一個回到了河南開封，時間是1949年5 月。半年多后，父親辭去了浙江大學的職務，帶著三個妹妹也回到了河南。??
我過去一直認為我們家解放后不該從杭州回到河南，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母親和父親就不會離婚，母親的晚景也不會如此凄涼，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一個家庭的歷史也是沒有“如果”的。歷史是什么？歷史是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之所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是由各種主客觀因素、各種作為個體的人所可以預料可以把握與不可預料不可把握的綜合因素促成的�；仡櫸覀兗医夥徘皬谋本┑皆ノ�、從豫西到武功再從武功到杭州，這個歷史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充滿了各種歷史的變數和常數，充滿了復雜的主客觀因素和各種歷史的合力。而且，重要的是父母雙親在這樣一個個人很難把握和預料的歷史過程中并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選擇并沒有就此隨波逐流，他們同心協(xié)力權衡利弊，他們在艱難困苦中好自為之，努力做出最好的同時也是最為現實可行的選擇。正是因為這樣，他們的兒女們才有可能在戰(zhàn)患連年、民不聊生的時代里，在幾次大的遷徙大的變動中基本上生活在一個溫暖的和正常的生存環(huán)境中，盡管物質生活比較艱苦，但我們的身體和心智都得到了正常的和健康的發(fā)展。每遷居到一個新的環(huán)境，父母首先考慮和著手我們的轉學問題，不讓他們的任何一個孩子耽誤上學，所以我們才能夠在那樣一個動蕩的年代里按部就班的讀書學習，這該是多么不容易。每想至此，女兒由衷地向父母雙親的苦心和愛心獻上深深的感激和謝意。?
下篇：后五十年?
我無法想象當母親和父親先后走到人生終點時，當他們在分手四十多年之后分別走向另一個世界之前會彼此毫無惦念。1989年8 月，我們姐妹四人在鄭州為母親送終，辦完喪事，北京的三妹帶著母親遺體告別儀式的一些文字材料和幾張照片去中關村父親那里，向他敘述了母親得病和治療的經過，父親的表情一開始有些震驚，然而卻一言不發(fā)，只是低下頭默默地看那些文字和照片，看得很認真很仔細很慢，有時拿起茶杯喝一口水以掩飾他內心的不平靜。我還聽唐山的二妹夫對我講過，1976年唐山地震他們全家四口死里逃生，他把二妹和兩個孩子送到母親和我那里暫住，自己又返回唐山參加救災，路過北京時他去看望父親，沒有想到父親竟會向他打聽母親的情況，問他你母親身體怎么樣，生活上有沒有人照顧？我知道他們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互掛念的，只是都不把這種掛念表現出來。父親在我們姐妹面前從來不問母親，母親也從不問父親。他們1953年離婚時，似乎都盡可能要把過去共同生活時的一切忘掉。母親從幾張我們全家的合影中剪去了父親，父親燒掉了所有有母親的照片。他八十歲時開始寫自傳，但自傳里絕口不提母親，而且，一寫到他從德國留學歸來母親帶著我還有三叔劉克強去上海碼頭接他便嘎然而止。父親一定是覺得沒有辦法寫下去了。因為從這往后他所經歷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母親，因為從這以后他們的經歷是兩個人共同的經歷，父親不可能離開母親寫完他的自傳，同樣母親也不可能離開父親去寫她的自傳。他們終歸還是不能相互忘卻。記得我1956年從北京海軍考入開封河南大學中文系時，母親對我說她珍藏了幾十年的父親給她的信被二姨的女兒我的表姐韓衛(wèi)華趁母親去鄭州開會給當做廢紙賣掉了。母親非常生氣。這些信我知道，裝在一個柳條箱子里，滿滿的一箱子，是父親和她相愛以來包括在德國留學時寫給她的全部信件，母親走到哪里帶到哪里，就是離婚后也不舍得丟掉。這一箱子信是父母親愛情的信物，也是我們這只家庭的小船在戰(zhàn)亂中在風雨中顛沛流離卻仍然不改初衷執(zhí)著前行的歷史見證。但是卻被我的這個表姐以幾塊錢的低廉價格賣掉了。
然而我相信，愛是不能忘記的，愛情也是不能忘記的，何況是我們的父親母親這樣的沖出封建家庭、沖破舊勢力的重重阻力而勇敢地結合在一起的愛情。?
現在，兩位老人都已離我們而去（父親于1999年10月6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6歲）。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已成為如夢如煙的往事隨風飄散。仰望雙親的在天之靈，已進入老年的女兒現在愿意去追尋他們之間那些如夢如煙的往事，愿意去直面父親母親的恩怨情仇，于撲朔迷離中去捕捉那導致他們感情破裂婚姻失敗的蛛絲螞跡和他們深埋內心深處的痛苦。這同時也就是直面父母的離異所留給我們心中那無以言說的痛苦，直面我們這個時代那政治的和人性的隱秘。?
母親在接到她在洛中時的同事、解放后第一任河南省主席的邀請后選擇了回去，父親在一年后也毅然辭去了他在浙江大學的教職和校務委員會代主任委員的職務選擇了回去，他們自然有他們各自的考慮，也自然有他們各自寄托在這個選擇上的對美好未來的向往、追求和籌劃。他們當時都還不到五十歲。從母親方面說，我想至少有兩個因素促成她做出回去的決定：第一當然是她對“解放”的長久的期盼和渴望，她希望能盡快參加革命工作。第二，這是我后來才逐漸意識到的，是她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晚年的生活問題。兩位老人在修武縣土地改革運動中受到違反政策的不公正對待，被雙雙“掃地出門”，在風燭殘年的時期生活無著無處可去。作為長女，母親認為她責無旁貸，盡管她在青年時代為了爭取婚姻自主曾經登報與家庭脫離關系。這一點我記得她在接到家鄉(xiāng)來信后還和父親商量過，父親也支持她這個決定。他們都不是那種絕決的、喜歡走極端的人，在關系到親情和友情上，他們有情有義，絕不逃避、推卸自己的責任，這從過去最困難的時期就已經可以看出。1949年5 月，母親帶著我回到當時的省政府所在地開封。一到開封，母親就托人把外公外婆和那位姨媽接出來，在磚橋街22號租了一所房子住下來。
暑假后，母親到開封二中做校長，我跳級考上了開封省立女子高中，并在1951年1 月從這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母親在開封一直住到為兩位老人養(yǎng)老送終才遷居到鄭州省婦聯。?
然而，歷史發(fā)生了不可預料的誰也想不到的事情，這就是解放后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關于這次運動，楊絳在她的長篇小說《洗澡》中有很真實的藝術再現，那叫做“脫褲子，割尾巴”，叫做“洗澡”“下樓”“上樓”等等。）以及父親母親在這個運動中因感情破裂而離婚。?
父母的突然離異，是我們姐妹四人心中永遠的痛，痛到不能說不忍說也不會說，痛到事過境遷五十年仍然不敢想不敢碰，仍然難以愈合難以平復。我們誰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誰也說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為什么離婚呢？為什么非要離婚呢？解放前那么艱難的日子都一塊走過來了，現在解放了，卻怎么反倒分手反倒離婚了呢？當時我作為長女作為他們唯一的應該開始善解人意的女兒卻遠在北京海軍司令部譯電處作譯電員，每天如同機器如同螺絲釘讓那些成千上萬的電碼數字塞滿了我渾渾噩噩的腦袋，而對于父母的離婚這件我們家庭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卻渾渾然昏昏然一無所知，知道了以后也渾渾然昏昏然不明不白。也許我們那時還沒有長大還只是父母的“女兒”，對于兩性關系對于愛情婚姻對于家庭夫妻生活這件事還根本不懂，也許我們那時還根本無法預料這件事對于母親后半生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對于母親的打擊是如此的沉重。母親整個變了，變成了另一個我們既認識又不認識的人。聽妹妹說，得知母親離婚的消息，外婆痛哭失聲，外公如呆如癡，整天整天不說一句話。雖然當初他們的女兒違抗父命自由自主和父親結婚，但這出自血緣親情的父母兒女之情卻不是一紙“啟事”所能夠割斷的，尤其到了晚年，到了被“革命的暴風雨”打入“另冊”打入“殘民”的孤苦無助的晚年，他們把余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這個“革命”的大女兒身上，寄托在他們所敬重所信賴的大女婿身上，現在這個女兒又離婚了，而且是和自己作主找的女婿離婚。兩位老人無法理解也無法承受這個無情的打擊。外公外婆心痛如絞，外婆急火攻心兩眼失明，整天直挺挺坐在床上一言不發(fā)，很快便先后故去了。?
后來，事過廿多年之后，大約是70年初我自己也做了妻子做了母親全家五口由沈陽遷居河南之后，我的那位私自賣掉了母親珍愛的一箱子信的表姐對我說，大姨那時正處在更年期，心情煩躁多疑，她不允許大姨父在家住，他們分居了兩三年才離婚的。我這才想起父親從杭州來到開封之后一個人住在鼓樓街的河南大旅舍里，后來擔任河南省農林廳長之后又搬到了農林廳職工宿舍，從來也沒有在磚橋街的家住過。那時還是供給制，每月發(fā)幾袋白面大米，父親每月按時讓農林廳的工友給磚橋街的家送兩袋面過去，自己在食堂吃飯。我這才想起我參軍的時候，是分別到旅舍和到家和父母親告別的，他們分別帶我到鼓樓馬道街這條開封最繁華的街道給我買了些生活用品，分別帶我在飯館吃了頓飯，又分別在照相館拍了張臨別紀念照�，F在這兩張照片還在我的相冊上放著，可我長期以來竟然沒有意識到這對于一個男人意味著什么？對于一個女人意味著什么？父親母親都是人，一個具體的正當盛年的男人和一個具體的正當盛年的女人，而不僅僅是我們的父親和母親。
我這才聯想到母親后來告訴我的她在離婚協(xié)議書上簽名的情景：“幾個你父親的朋友三番五次來動員我同意離婚。他們說，你既不跟他離婚又不跟他好，你是怎么回事？他們說，瀟然現在病得很勵害。我問他們：那我同意離婚他的病就好了嗎？那當然。我說那好罷。我還不至于希望他死。他們拿出寫好的離婚協(xié)議書讓我簽字，我看到你父親已經簽了，我也就簽了”�！昂灹俗�，一回到家我就后悔了，你外婆哭，新新、姍姍、毛毛也哭�？薜梦倚幕乓鈦y，晚上躺在床上，兩眼直瞪瞪看著天花板、眼都不眨直到天亮，連著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我的好母親和傻母親，你怎么就不知道這是你們長期分居的結果呢？你在女師大上過“家政”課，你學會了做蛋糕做冰琪淋你會烹調縫紉會教育子女會管理籌劃家務，可是你沒有學過生理衛(wèi)生你對自己的身體對自己從少女到少婦從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身體各個階段的生理心理特征一無所知，你也不知道女人更年期的生理心理特征自己是可以調節(jié)和控制的，你的煩燥和惡心感過一段時間就會過去的。你和你的那些女師大的學姐學妹們以自己的身體為不潔為邪惡，你們不敢正視不敢面對人的身體欲望。你青年時代便接受了科學、民主，懂得了啟蒙理性和改造國民性喚醒民眾的道理，可是你大概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要喚醒自己要自我啟蒙要敢于傾聽自己發(fā)自內心發(fā)自身體里的真實的聲音，要勇于接納自己認同自己。母親，這不是你的錯，這是你們這一代先醒和先行的五四知識女性的局限，盡管這個局限也并非一概而論和不可超越。?
一個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父母的離異自然不僅僅由于長期分居，或者說，長期分居自然不僅僅由于母親生理上的性冷淡，準確地說，是母親更年期期間夫妻關系的疏離：政治的與性的疏離。這是我在閱讀了天津的四妹寄來的一大包母親生前存放在她那里的信函底稿之后才認識到的。在這包材料中，有一封母親剛到開封不久寫給我的二叔劉道庵（劉道庵，父親的二弟，三十年代奔赴延安參加革命，解放初期任鄭州市委書記，鄭州市總工會書記。由于1940年前后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受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摧殘，于1952年8 月在鄭州總工會做報告時暈倒在講臺上，搶救無效，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北京八寶山烈士陵園。父親說，你二叔全身只剩下了一付骨頭架子，體重只有38公斤�。┑男�，解開了我心中的一個疑團：為什么是母親一個人帶著我從杭州到開封而不是我們全家一同北上返豫？原來他們在杭州解放前后感情上便出現了裂痕，由原來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到相互不滿和猜疑。這變化的原因固然比較復雜，但現在看來，主要是因為母親在白色恐怖下長期精神抑郁恐懼，加之進入更年期以后心理變態(tài)多疑，而父親對此又缺乏作為丈夫的基本的諒解和體貼（這個“缺乏”看來又和父親缺乏對女人更年期的基本知識有關），態(tài)度粗暴、出語傷人，而且常常是政治上的惡語傷人，從而強化了母親更年期的多疑心態(tài)。我想起在杭州時父母的確是常常吵架，母親對我說過她的委曲，除了懷疑父親有外遇之外，她還說你爸爸心太狠了，解放前給我戴紅帽子，一解放就給我戴白帽子。母親，如果現在你這樣對我說，我會向你解釋你這個認識不完全對。解放前你們倆個不都是一直被戴上“紅帽子”而多次被特務監(jiān)視跟蹤關押免職嗎？直到杭州解放前，父親還被視為“共黨嫌疑”，也許正因為此，杭州解放后父親受到浙大學生的擁戴，杭州軍管委員會主任譚震林才邀請馬寅初和父親一同擔任浙江大學籌委會正副主任，不久馬寅初北上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政協(xié)籌備會，父親留下來主持浙江大學的接管工作。為什么你們在解放前能夠相互信任支持而解放了卻反而要懷疑對方“變了”不惜用惡語相互傷害呢？母親，我在這包被你帶來帶去的信函材料中，發(fā)現你對父親的懷疑，其實很多是捕風捉影的片言只語，有些只是夫妻吵架時的氣話狠話，也有的是父親對解放后一些政策和作法的不同見解，怎能經得起你從政治上推敲、聯想和分析呢？幾十年以后，你在給三妹的一封信上告訴她對孩子一定不要說狠話否則會傷害孩子的自尊心。母親，你是否已經意識到夫妻之間也不能說狠話尤其是政治上的狠話呢？當初父親對你說的一些話，在我看來不過是夫妻之間氣頭上的狠話而已�？墒悄惝敵蹙篂榇硕鴽Q心離開父親，而當父親來信向你道歉并且為了與你和全家團聚也由杭州回到河南，你還是不能原諒他。?
母親給二叔的信有一段寫到父親返豫問題：
關于瀟然的情形，我已大體對乃生（曲乃生，母親在洛中做校長時的英語教員，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后任河南省教育廳長、河南大學校長等職，1990年因病去世。曲是父親和母親共同的朋友。）談過，他給他們寫的也有信，表示愿意回開封，他們大概回信約他回來。今天又來信給我，說他想回來，征求我的意見，信倒寫得滿親熱，但是我上當多次，哪里敢信那信上的話？你說我該怎樣回復他？望你為公為私，代我考慮一下，早日來函指示一切，為盼為禱！因為我對于現社會的理解太不夠了，余容后敘……
此信不是底稿而是騰抄稿，裝在一個寫好了卻未付郵的信封里，可能是母親冷靜下來知道此舉毫無意義：二叔怎能對你說他的大哥該不該回來呢？可是，不管母親給沒給父親回信，反正父親是回來了，帶著三個妹妹和杭州的全副行李回到了河南。應該說，父親此舉為改善夫妻關系修復感情裂痕帶來了好轉的可能。然而，事情的發(fā)展卻出乎意料：不僅沒有好轉反而突然惡化了，而在這變化中起關鍵性作用的，便是誰也沒有料到的50年代初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是河南省某領導人對這次運動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
這位領導人后來更加“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更加“創(chuàng)造性”地在三年困難時期因浮夸風、說假話等等原因而造成了信陽地區(qū)幾十萬人的活活餓死。有了這些歷史事實，我對他在我們家的這個大事件中所起的負面作用深信不疑。這是后來我們姐妹長大以后陸陸續(xù)續(xù)地三言兩語地聽到的。據說這位領導人在鼓樓街豫菜名飯館“又一村”擺了一個“鴻門宴”，參加人有解放初期河南政界和知識界的知名人物如教育廳長曲乃生等。席中，他們把母親平時聽到的父親對一些事情的質疑和不滿的話，拿到飯桌上讓母親當面對質。對此，我不相信是母親主動揭發(fā)了父親的一些話，那時候剛剛解放一兩年，人們還沒有也不可能有“搶舉揭發(fā)”一些言論的意識，很有可能是心直口快的母親對一些朋友說了而被一些朋友匯報給這位領導人了。母親也沒有想到會是這樣，她性格上的輕信和易沖動決定了她此情此景一定會說一些不該說的話。父親拂袖而去。父親從此不肯原諒母親。女兒我寫到這里不知道該怎樣往下寫。他們一個是我的母親一個是我的父親。我愛他們。我根本就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分辨是非功過。我想到的是從這一年開始的愈演愈烈的改造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多少這樣的家庭悲劇，出現過多少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同學之間、親朋鄰里之間互不相認反目為仇的事情，多少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心靈后面，隱藏著驚心動魄的同時又是無聲無形的心理戲劇和家庭悲劇。我由此加深了對政治權力與性別與家庭的關系的認識。家庭不是真空不是孤島，夫妻關系也不是社會關系的絕緣體。
然而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所有的類似的家庭悲劇自然也并不以此為必然的和唯一的原因。誠如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父母親的性格而言，他們都過于要強過于執(zhí)著也過于矜恃，他們把政治理想化了，也把彼此理想化了，他們心目中的政治和心目中的愛人都籠罩著一層圣潔的光圈，一旦光圈消失他們便無所適從難以承受。他們的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他們不知道政治是由人來操縱和運作的，不知道政治就是權力權力就是以對人的統(tǒng)治和控制為目的。于是他們的分手他們的離異不可挽回。?
母親為此而付出了她整個后半生的殘酷的和沉重的代價。她的精神狀態(tài)乃至生活方式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她把自己從肉體到精神整個地嚴密地封閉起來，她整天提心吊膽怕別人把他當做壞人說她的壞話往她身上潑臟水，她不敢跟男同志說話，不得不說的時候她把頭偏過去，或者她低著頭往地下看，她唯恐直視男人的眼睛，她連跟自己的女婿說話時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久而久之她的眼角過早地向下搭拉下來，眼神游移不定，內心的深刻的惶恐懼怕和由此而對自己的封鎖、禁錮徹底改變了和強塑了母親的身體和面部表情，我們永遠永遠失去了那個無比親切活耀的充滿了生命活力的母親。母親的惶恐懼怕是政治的也是性的，她在政治上和兩性關系上都如驚弓之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她說她不能不作繭自縛不能不劃地為牢。
母親去世后，從她的遺物里，我們發(fā)現離婚后的母親也并不是心如枯井感情生活中沒有泛起過一絲波瀾，可她害怕“人言”害怕“是非”，連和異性朋友只做“文友”只在一起“切磋詞詩”她也不敢，她也要壓抑自己命令自己“后退”。在一個白色的小筆記本里，母親說她夢見了當年的“月下人”，并賦七言律詩一首。詩后有一小注：“前文經過嚴格的思想檢查，僅可做文友耳，然此亦因好文，而長期深感為文無商榷之友之苦也！為什么有人說”朋友和夫妻一樣“？這話使我變成了怪物，使我過著完全孤立的生活。使我脫離了群眾，脫離了工作，成了半神經病狀態(tài)的人了。后來我?guī)状蜗氪蚱七@種狀態(tài)，交往些寫作上的朋友。我不相信朋友會等于夫婦，那成了什么人間？但因積重難返，更怕被誤解，所以爽利后退讓路吧”。這個小注寫于1963年5 月23日，那時她才60歲出頭，比我們姐妹現在的年齡小，可我們誰也沒有關心過母親的感情生活。這次看到一封母親給我的信的底稿，說到我們的同母異父姐姐周毅想給她介紹“對象”的事。母親說：“周毅這孩子真是莫名其妙。我不給她包辦，她反倒要給我包辦了”�！皨屵@輩子被兩性關系問題害苦了，再也不想這個問題了”！看到這幾句話，我竟然一點也想不起來，更想不起當時的真實感覺。我很可能把媽的這些肺腑之言當做耳旁風一笑置之了！50年代后期以來，三個妹妹陸續(xù)上了北京、天津的大學，我也由北京海司考上了開封的河南大學中文系，母親用她一個人的菲薄工資培養(yǎng)女兒們由小學到中學到大學，母親對我們的愛無微不至可我們（尤其是我）對母親冷若冰霜。從50年代初- 直到文化大革命，母親只身一人住在鄭州省婦聯- 間由辦公室改作住室的“家”里。每年寒暑假我們輪流回來和母親生活一段時間，母親總是想方設法給我們改善伙食給我們做好吃的，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母親最需要的是什么？誰也沒有想到母親的感情問題和再婚問題。對于母親，對于作為女人的母親，她的女兒們真正是冷漠無情麻木不仁，尤其是作為長女的我。?
母親后半生的遭遇是政治和性的雙重壓抑和雙重禁錮，她陷進了一個她沖不出去的城堡之中，這個精神城堡比她青年時代所沖擊所反抗的封建家庭城堡不知道要復雜和堅固多少倍！拿外公所說的革新與守舊來看，新和舊的分野那時大體上還是比較清楚的，可是后來擺在母親面前的新和舊就復雜多了。究竟何謂新何謂舊？再者，能不能說新就是絕對的好舊就是絕對的壞？新和舊已經完全不是母親所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了。剛到河南，母親就敏感到自己“對現社會的理解太不夠了”，她想起了魯迅1927年離開女師大到廈門大學任教前夕給女師大同學們的臨別贈言：?
大家不要灰心，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那些腐敗頑固的東西們，他們那顆頑固的老頭腦，終歸要隨著他們老朽的身體，埋葬在地下去。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青年人長了老頭腦，青年人要長上一顆老頭腦，那實在是太可怕了。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要注意你們的頭腦。
母親把這段話寫在一張從筆記本撕下來的紙上，加了一個標題是《不能忘懷的魯迅先生的幾句臨別贈言》，前面用一百來字簡述了1925-1926 年的女師大事件緣起和魯迅在反動勢力擠壓下憤而離開女師大南下廈門的經過，后面緊接著說魯迅講完這幾句話，“一時掌聲如雷。我至今牢記著魯迅這幾句臨別贈言�！边@篇短文全憑記憶寫出，可見對母親的影響之深，就如同她把1926年劉和珍、楊德群追悼會上那副挽聯以及外公的“思想可維新”記了一輩子一樣。她要一如既往地反叛舊和擁抱新，要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撲向那新社會新思想，可是卻沒有想到歷史進程中新和舊的復雜性，它們并非以新和舊截然對立、營壘分明的形式出現。
她更沒有想到那隱藏在新中的舊和舊中的新，那潛在于新的旗號中的舊思想歸道德舊腦筋。母親大概沒有讀到魯迅關于“歷史的中間物”的深刻見解。面對新舊雜陳新舊莫辨的“歷史的中間物”，母親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她說自己是“盲人騎瞎馬”。?
在母親“盲人騎瞎馬”的精神掙扎中，幾位解初期河南政界和教育界人物成為她人際關系上無法擺脫的糾纏和夢魘。這對母親而言其實也就是和歷史的糾纏和夢魘。這幾個人物都是母親當年的洛中同事，他們當年的身份是以洛中教員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河南政界、教育界要員。在有關自己的重要事情上，母親不能不向他們請教，“問道”于他們并奢望為她指點迷津，這對于一個四顧茫然的離了婚的女人原是正常的情理中事。
在母親保存的重要信件中，有一封前述河南省領導人寫給她的一封親筆信。讀到這封信，我們才知道母親寫過自傳并且把它寄給了這位領導人。這封信用毛筆寫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公用箋”上，紙質很薄，紅色豎條格，共四頁，被我的母親攔腰撕為兩半之后，又裝在了原信封內，信封郵戳為1956年4 月18日，正是作為反右序幕的整風鳴放前夕。將近半個世紀之后，她的女兒我發(fā)現了這封信并把它們一頁一頁地用粘膠帶拼接起來反復展讀思忖，感覺到一種似曾相識的觸目驚心的震憾：她聽到了歷史進程中那一脈相承的無視個人尊嚴抹煞個人經驗個人自由獨立的聲音。自比“盲人騎瞎馬”的母親問道于他，無異于“問道于盲”。?
這封信全文如下。?
筱沛同志：?
讀著您的自傳，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不少曲折而艱苦的斗爭史實，可歌可泣。你是舊社會的叛道，新時代的真摯擁護者與實踐者。您是那樣的富于正義感，在那樣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絲毫不計較個人的利害，想盡一切辦法愛護地下黨的同志，參加革命事業(yè)，這是令人永遠欽佩的。但由于環(huán)境的限制，室家子女的拖累，使您沒有得到更多的機會在革命最前線受更多鍛煉，因此也使您在思想意識上保留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您的自傳，充滿了個人身世辛酸之感，您還不能夠以理智的光芒把自己的意志變成鋼鐵一般堅強，戰(zhàn)勝現實約束和轉變抑郁的心理。您在自傳中應該專寫斗爭經歷與思想變化，不應該把和瀟然關系好壞當作主題，那畢竟是個人的事情。另外，自傳中未對思想作分析批判，來說明今后的愿望和決心，也是弱點。建議您把這個自傳保存著作為個人生活史實的實錄，另寫一敘述斗爭歷史、思想變化、自我分析批判為主的簡明自傳，作為在學習中交待歷史的材料。以上意見因倉促提出，不具體、不成熟，僅供參考，并請原諒我的率直。自傳送來好久，未能早日奉還，亦至以為歉。兩周內擬面談一次，當可具體交換意見，茲不一一專此，順致……
×××四。一0
母親更糊涂了。她肯定寫不出那個“專寫斗爭經歷與思想變化”“自我思想批判為主的簡明自傳”。連原來那份“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畢竟是個人的事情”的自傳，也被她一氣之下弄得不知去向了。?
母親騎著她那匹“瞎馬”跌跌撞撞地闖過了自第一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一陣后怕。例如1957年的反右，80年代初聽一位長輩說，當時的河南統(tǒng)戰(zhàn)部長劉某在反右運動中將一批當初掩護過他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你母親也差一點”。這“差一點”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以母親的心直口快，在“幫助黨整風”的會上，她是不會不發(fā)言的。想不到就在一包材料中，有兩封她寫給這位統(tǒng)戰(zhàn)部長的信，恰恰回答了我這個問題：?
劉部長鈞鑒：
……近一年來我在開會發(fā)言上有些變化，不大搶先了。過去開會發(fā)言我總是搶著說，總是前幾名。后來覺著不對，可能是個人表現欲在作崇，還是改改好。因而近一年來很多場合我都不一定講話了。必須講時，我也是盡量向后推。昨天在統(tǒng)戰(zhàn)部的座談會上，聽了劉部長的發(fā)言后，我就很想談一談，可是沒搶先，一個一個的挨下去，談了五個人就過時間了，結果沒來得及談，現在就在這里談吧。
我這次在統(tǒng)戰(zhàn)部參加對黨整風提意見的座談會時，本來打算不發(fā)言，原因是我認為我和共產黨的關系很密切，黨對我很好，沒多少意見，就是有什么意見的話，在婦聯談談就行了，或者跑到省委去談也可以，何必在這種場合談呢？所以去開了好幾次會，我都沒發(fā)言。后來幾次通知我去參加，我似乎感覺到大家在希望我發(fā)言。于是我便寫了一個發(fā)言稿，先叫婦聯姐妹們看看，都說行，對黨說心里話，怎么不行呢？結果在說的時候，一提起個人的遭遇，就聲淚俱下，情不自禁，現在想來，這種情緒，可能會被人誤解是對黨不滿，其實確實不是如此。黨是我的唯一的靠山，沒有黨，我早被那些反黨勢力吃掉了……
好險！這就叫做“差一點”。我猜想，母親把那封“領導人”來信撕為兩半之后又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她可能蒙蒙懵懵地意識到了一些什么，她不再搶先發(fā)言了。發(fā)言習慣的改變反倒戲劇性地幫助母親“漏網”，從守株待免者的大網中幸運逃脫。這封寫給省統(tǒng)戰(zhàn)部長的信，有可能是回答某種正式的追問，也有可能是出于她內心的某種真實的感覺，使她明白有必要作出解釋和防護�？偣踩�、四百字，字字句句都是實情，字字句句又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表白。我的母親并不糊涂�；蛘哒f，她意識到了政治環(huán)境的險惡，她知道了保護自己。?
中年以后離了婚的女人和男人，是很難站在同一地平線上重建生活的。就業(yè)與再婚選擇方面的機會并不均等，還有男權中心文化對女人造成的沉重的心理壓力，都足以使離了婚的女人裹足不前。母親此時深入骨髓的惶恐與無奈，絕不僅僅是生理上的更年期反應。她感到自己如無根的飄萍，她說自己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梁上君子”，說不定那一天就會掉下來，她急切地需要得到自己生命價值的確證。而這種確證，在那樣一個日益泛政治化的時代，在政治正確成為生存安全感和價值感的唯一前提的時代，她只能全身心地牢牢地抓住那個“我的唯一的靠山”。而且，在她的思想邏輯中，這和她全身心地撲向五四新思潮，全身心地撲向民族抗日救亡是順理成章、一以貫之的事情。她為自己這種“始終如一”革舊擁新“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且用這種欣慰和自豪來支撐自己活下去。就在我執(zhí)筆寫這篇《慈母祭》時，四妹也在翻撿她那里的母親遺墨，突然發(fā)現了一封寫于50年代反右斗爭之前的一封類似給我們的遺書的信件。妹妹知道這對我一定有用，便立即給我復印一份寄來。這封信是由外公之死引起的。外公的突然去世使母親頓悟于生命的脆弱，感到必須把她要說的最重要的話說給她在這個世界上的親人她的四個女兒。?
親愛的孩子們：?
你外祖父之死，使我感到人死太容易了！我和你外祖父在各方面雖有本質的不同，也許是完全的相反；但生命的脆弱，人人都一樣。我的性情更急躁，一得病一定是不會說話，因而我要寫這封信。?
一旦我死了，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你們第一不要過于悲痛，要化悲憤為力量，向著社會主義建設去奮斗……?
讀到這里我的感情一下子轉不過彎來，我已經完全沒有能力跟上母親的思路，由真實具體的生命體驗而直接地無須任何過渡地向著“政治正確”的超越和升華。以下便是按照這個思路寫下去的這個“政治”的正確和崇高，就是要求我們“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道理，就是要我們“為億萬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堅決持久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否則你們便辜負了媽媽的教養(yǎng)�！薄�?
這就是母親想到自己的死時要說給我們的最重要話嗎？母親是真誠的，或者說這封特殊的“遺書”以一種令人難以言說的沉重證實了母親的真誠。她是要把自己對這個“唯一的靠山”的忠誠心跡遺留于世，也是要以她的“忠誠無二”的心跡保護她的孩子。當然，這同時也是一種對子女的出于愛的真誠的勉勵。全信只有兩頁半、一千來字，政治方面的囑咐占了三分之二，只在最后一段說到了她當時的處境：?
我不知在那一點有缺陷，造成今天的情形對現實不夠了解，和群眾有距離，領導不了自己的工作。經上級勸告，回家休養(yǎng)。假滿三個月，曾到局要求銷假視事，但領導從愛護出發(fā)，勸我安心繼續(xù)休養(yǎng)。我若長期不能工作，環(huán)境又不能安靜休養(yǎng)，白吃人民糧食，生死又有什么兩樣呢？？我處之泰然。但愿我的孩子們要有遠大志氣，為億萬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的可憐的好母親！我的離了婚的母親內心的痛苦和孤獨，已經達到了生理和心理所能夠承受的極限，已經達到了無法維持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心理學上的“精神癥”。這種以精神病態(tài)的形式出現的孤獨感和失落感挫折感，其實是一個要強的不甘平庸的拒絕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女人對自我處境的敏銳感覺，也是一種反向的和強烈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認同。她只能如此也必然如此。這是歷史的安排。歷史給母親這樣的走出的“娜拉”只安排了這一條“政治正確”亦即“道德高尚”的路。她已經沒有了退路。她必須象以前那樣以所有的真誠和熱情撲上去，并從中享受到一點可憐的安慰和滿足以及可憐的安全感。?
幸虧她還有四個一天一天長大成人的女兒，幸虧她的女兒們要生存要結婚要吃飯穿衣要生兒育女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過日子。她的女兒們在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的夾縫中守住了她們的日常生活，而守住了日常生活也就是守住了女人的平常心守住了女人生存的小悲歡小樂趣，守住了人性的根基。愛女兒的母親和女兒們一起經歷了這政治夾縫中的日常生活的艱辛和歡樂，并由此而保存和發(fā)展了兩代女人天性中最深厚的母愛的紐帶。?
父親1954年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經濟學研究和培養(yǎng)研究生工作，后經馬列主義編譯局聘請，專門從事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工作。1956年，經朋友介紹和一位素不相識的在某工廠工作的女士結婚，次年生一子。當時我剛剛從北京考到河南大學讀書，二妹這一年剛剛由開封考入北京俄語專科學校后又考入河北北京師范學院，也常到父親那里去。有一年暑假，二妹回到鄭州母親那里。母親在她的枕頭下面發(fā)現了父親給她的一張明信片，讓她放假到他這里來和弟弟玩�？吹竭@個明信片母親呆住了，半天沒有說話。她問我們：“怎么你們誰都瞞著我誰都不告訴我？”我們說：“告訴你做什么？”母親無語。我們誰都知道這件事對母親的傷害有多深，知道母親內心深處總是因為自己沒有男孩子而深深自卑，盡管她也知道這與她的離婚無關，可是這些話我們誰都不會說也不知道該怎么說。我們姐妹相繼結婚之后，我知道母親在內心深處害怕我們像她一樣沒有男孩子，我們自己又何嘗不希望生個男孩呢？1962年11月，我的老大出生，是個男孩。我立即給母親報喜，母親比我還要高興，內心里那種如釋重負的心情溢于言表，后來二妹、三妹也陸續(xù)生了男孩，母親的心情變得輕松愉快，有時候會和孩子們一起高興得開懷大笑。這以后她給我們的信件中，出現了一個重要內容，便是對孫兒們的關懷和對我們如何帶孩子的叮囑，還常常大包大包地給我們寄食品、衣物。1980年，我的老大考上了武漢大學物理系，她比我還高興，主動提出從她的工資里每月抽出二十元作為她的長外孫上大學的生活費。她說，你們每月再添十塊錢就夠了。那時她的工資每月也就一百來塊，我和丈夫都是七十來塊錢，要撫養(yǎng)三個不大不小的孩子。母親月月按時親自去郵局給外孫寄錢，一直寄到他大學畢業(yè)。?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們姐妹都已大學畢業(yè)工作多年，我在沈陽二妹在唐山三妹在北京四妹在天津，母親一個人在鄭州，父親與他新組成的一家人在北京中關村。1966年8 月“文革”暴風雨開始后，有半年多我們不通音訊誰也不知道誰的情況。后來，各種派別的紅衛(wèi)兵組織忙于奪權忙于“一月革命”，我們這才逐漸恢復了通信聯系，才知道了母親和父親的情況。母親在省婦聯第一個被揪出來，他們知道母親纏過腳又放過腳，知道她的兩個腳趾被強力壓扁和扭曲，卻偏要讓她脫了鞋赤腳站在椅子上斗她，讓她赤腳在煤渣路上游街。我的一個老同學當時在鄭州工作。她后來告訴我，有一天傍晚她路過金水河省婦聯和省工會大樓，看見一個老太太坐在馬路邊，周圍圍了一群中、小學生逼著她讓她吃放了煤渣、石灰塊的“憶苦飯”，走近一看原來是你母親。她走上前去告訴這些孩子們，她不是牛鬼蛇神，她是老革命干部，過去出生入死什么樣的“憶苦飯”她都吃過，比你們這飯苦多了，別讓她吃了。孩子們散開了，我把她送到家，你母親感動得哭了，拉著我的手不放，連聲說謝謝謝謝。母親對我的同學說，我怎么會走資本主義道路呢？再說我也不是當權派，我一直是省婦聯的副主任。他們又說我是三反分子，我為什么要“三反”，我怎么會“三反”？我說我不是“三反”是“三愛”：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他們說我頑固不化，罰我掃廁所。與此同時，父親所在的經濟研究所，在經委大禮堂批斗“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父親也被戴上高帽推上臺去陪斗，高帽子上寫著“反革命分子劉瀟然”。父親摘下高帽看到這幾個字，大聲喊道“我怎么是反革命”？把高帽子刷刷幾下撕碎扔到臺下。臺上臺下都驚呆了，片刻之后，“打倒”的口號聲四起，有人群涌上臺要打父親，幸虧主持會議的工宣隊長極力攔阻，父親幸免一難。此后，父親拒絕戴任何高帽子，任何高帽子一戴到他頭上他就自己摘掉。父親還拒絕參加任何批斗會。有一場在中關村宿舍大院召開的批斗會叫他去，他不去，他們抬來擔架把父親硬摁到上面還捆上繩子，出門的時候父親的手死死抓住門框不放，被他們一個手指頭一個手指頭掰開才抬到會場上去。寫到這里女兒我萬分慚愧。1966年8 月11日，和父親母親挨斗戴高帽差不多同時，在沈陽二中首次批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孫通遠（當時的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的大會上，我也被戴上高帽陪斗和游街，可我不敢說一聲“不”，我是讓戴高帽就戴高帽讓低頭就低頭讓游街就游街。我只敢在散會之后偷偷摘下高帽看看寫的什么字，一看是“修正主義苗子”我還暗自慶幸，覺得總比“修正主義分子”強比“反革命分子”更強。后來宣布牛鬼蛇神隊名單沒有我而只讓我掃廁所我更是暗自慶幸，認為這是一種“區(qū)別對待”政策，說明我的政治身份比“反革命分子”高一等，說明“群眾的眼睛是亮的”！?
后來武斗升級，沈陽、河南都動用了槍炮軍火，母親一個人在那里我們實在不放心，便商量決定由我去鄭州把母親接到北京三妹家暫住些時。1968年初，我們全家四口到鄭州接母親，由省婦聯紅色造**團給母親開了個通行證，寫明母親不是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是三反分子，方才坐上了通往北京的火車。母親在三妹那里住了幾個月，那時候三妹在北工大工作，只有筒子樓里的一間住房，很不方便，我想讓她來沈陽住些時，可又怕她考慮到我的處境不好不敢來。這時由沈陽開始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大跳忠字舞的熱潮，我試探著參加進去和革命群眾一起跳，發(fā)現沒有人不讓我跳。每天一天亮，居民樓的大喇叭就響起了忠字舞的樂曲，我們全家趕緊起床洗臉，站到忠字舞的隊列里跳起來。我以為這是一種可靠的政治身份的標志，說明我是“革命群眾”了。我給母親寫了封信，告訴她沈陽到處都是跳忠字舞的人群，忠字舞是從沈陽發(fā)源的，我們全家連小力、小東（我的大兒子和女兒）也都會跳忠字舞了，希望她能來沈陽住些時。母親收到這封信很高興，顯然她已經領會了我的意思，也把跳忠字舞當做是她女兒的一種政治保護傘，當做她女兒平安無事的證明了。不料母親1968年8 月4 日來到沈陽，還沒有來得及看到她女兒跳一場忠字舞，8月5日早晨，沈陽二中十幾個戴紅袖標的人闖進家門抄了我的家，拿走了我的全部日記本，把母親帶來的兩本筆記本也拿走了。母親呆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會這么巧，母親還以為我用跳忠字舞騙她來，又有點擔心怕是她連累了我。她把裝在身上的省婦聯紅色造**團的通行證拿給他們看，她跟他們說我是劉思謙的母親，我不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也不是三反分子，我有證明……。抄家的人走后，全家老少呆坐在床上，母親驚魂未定，在屋子里走來走去。她突然發(fā)現我的書桌上一個剛剛“請”來的塑料制品的毛主席全身塑象被誰給挪了位置，由正中間挪到了偏左一點。母親大發(fā)雷霆，大聲責問我：“燕燕，你怎么把毛主席給挪了位置？你知道不知道我歷來把他老人家當神來敬！”我聞聲趕緊上前把“他老人家”挪回正中間，才想起來是我清晨擦桌子挪動之后沒有放回原位。這時我內心深處泛起一絲對母親的厭惡。但是長期以來我無法說出這種厭惡，因為我跟母親一樣被突如其來的打擊嚇壞了，被紅色恐怖嚇壞了。母親這種半真半假的故作姿態(tài)，這種完全出自潛意識的自我表白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是一種非常真實也非常直接的心理反應，類似心理學家巴甫洛夫所說的“條件反射”，就如同我用“跳忠字舞”來證明我對偉大領袖的“無限忠誠無限熱愛”一樣。耐人尋味的是，三十年代母親在洛中做校長時，毫不猶豫地把洛中的校訓“勤樸忠勇”改為“勤樸勇毅”，堅決拿掉了這個“忠”字。這對于青年時代接受啟蒙主義思想影響從“忠貞不二”“三從四德”的封建奴隸道德樊籬中沖出來的母親來說是一個必然。那么，如今，在剛剛被抄了家的女兒家中表白自己“把他老人家當神敬”的母親也是一種必然嗎？我說不清楚，但我已經和母親一起真真切切地體驗到了以“三忠于四無限”為核心的泛道德化政治，由于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做后盾，由于有紅色恐怖所造成的普遍恐懼作為心理基礎，給千家萬戶帶來的那種無往而不勝的對人心的威攝力量。? 原來“文革”中又一場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開始了，叫做“清理階級隊伍”，是各省、市各單位成立革命委員會之前的重要的政治清洗運動，為的是“純潔革命隊伍”實現“革命派的大聯合大團結”。我命中注定無可逃遁地成為他們想要“清理”的目標之一。第二天我去學校，幾個“紅后代”（“紅后代”，即北京和全國聯動前身，主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生來會打洞�！睋�，沈陽二中紅后代是聯動的前身，成立的時間比聯動早大半年左右。）把我叫到一個教室里讓我跪下，我不跪，一個男生朝我的膝關節(jié)處狠狠地一踢，一腳就把我踢跪下了。他們摁住我的頭把我的雙臂反扣在后面，用皮帶和帶釘子的課桌腿在我的后背一下一下的抽、一下一下地打。我那天穿了一件天藍色的泡泡沙短袖襯衣，我感覺到這件襯衣長在了我的肉里面……深夜回到家，母親、丈夫和兩個孩子圍上來，丈夫想給我脫掉那件襯衣再抹上點紅藥水，可衣服就是脫不下來，我的后背腫起一寸多高，血痂和打爛的皮肉和爛成馬蜂窩的泡泡紗襯衣連成了一體，撕下一點點我便痛入骨髓……母親見狀淚如雨下。女兒從小到大母親沒舍得打一巴掌，現在眼睜睜看到女兒被打成這樣她怎能不心痛如焚？母親自言自語說是我連累了你是我連累了你。我說媽不是，這跟你沒關系，是我自己的事。我對媽說，還不知道以后會怎么發(fā)展呢，兩個孩子怎么辦？母親挺身而出。她說：孩子我給你帶走，帶到唐山新新那里躲一躲。我和丈夫覺得也只能如此，便給二妹發(fā)了個電報，把母親和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三歲）送上了去唐山的火車。后來母親又帶著我的兩個孩子從唐山轉到天津四妹那里，又趕上四妹劉思敏也被單位“揪出來了”，說她攻擊單位里天天做毛主席像章是“浪費青春”，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批斗。于是母親又回到唐山二妹處，二妹那里又天天查戶口……。?
母親，寫到這里我欲哭無淚。這些事情三十多年來我努力忘掉不去想它，只是這次寫這篇文章時它們才跑出來跳到我的筆尖我不能不寫。母親那時已是快七十歲的老人了，女兒我不能保護你反要你為我擔驚受怕為我牽腸掛肚替我保護我的孩子。四個女兒中，我知道你最不放心的就是我，我總是不讓你放心，直到你的晚年，直到你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你最不放心的還是我。?
母親，離婚和“文化大革命”這兩件大事成為你晚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直到最后你也沒能從它們的陰影中走出來。這兩件事的合力構成了你生命的大恐懼大憂慮大寂寞大煩惱，你天天生活在驚恐之中。久而久之，你的整個話語也變了，你已經沒有了自己的語言。
你在文革期間寫給我們的信件里，再也沒有了以前的清晰和明快，連表達母女親情的話語也變成了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語錄和兩報一刊社論。你的每一封寫給我們的信件底稿上，都留下了你不知該如何表達自己內心困攏的痕跡，你的每一封信都涂來改去，把那些空空洞洞的謊言和政治標語顛來倒去地排列組合，再也無法組裝成一篇完整地足以表達的你的愛你的內心經驗的家信了。母親，我翻遍你寫于文革時期的信件底稿，竟沒有發(fā)現一封是完整的，常常是從一個具體的母女親情問題開始，寫不滿一、兩頁就變成了社論，變成了無的放矢的革命大道理，變成了頭重腳輕的虎頭蛇尾！母親，在這政治權力話語的死胡同里，你已經沒有辦法理清你的思路，你原先那清澈犀利的語言表達能力，已經被這種名新實舊的語言僵尸給窒息了！在你的雙重焦慮和煩惱中，又多了一重語言的焦慮和煩惱！?例如在一封回答我因沈陽各派打派仗因而產生了“消遙思想”的來信中，母親狠狠批評了我的這種“自私自利舊思想”：親愛的燕兒：
接來信，知沈陽形勢大有好轉，你們已上班了，孩子們亦托管起來，慰甚！消遙思想在平時是錯誤，在今天是犯罪！是毫無公德極端自私的表現。社會主義道德品質的總精神，就是一個公字。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就是一個私字�？偨Y幾千年人類社會一切罪惡的根源，都是為私。損人利己、壓迫、剝削，一句話，形成兩極分化階級對立局面的強大社會因素，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在經濟方面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從集體所有逐步進為公有。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律、文化、藝術、道德品質、思想意識，是社會的上層建筑，是為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為了對發(fā)展并鞏固新社會基礎起極大的作用，否則就會起反作用，所以對舊的社會上層建筑就必須進行革命。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要在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確立之后，要想利用人們頭腦中的舊思想，搞資本主義復辟……
三百多字的家信用盡了各種修改符號，圈過來圈過去，涂掉又恢復恢復了又涂，總算勉強做到文通字順，可母親還是寫不下去了，不知道該如何拐回到她女兒的“消遙思想”來說，以便使我迷途知返。還有一封沒寫完的信，不知道是何事何情引發(fā)她對自己婚姻失敗的感嘆，第二自然段便由此而由自己的婚姻失敗而證明黨的英明，教導我要“跟黨走”的道理：?……?
媽媽一生在婚姻問題上吃過千辛萬苦，只因為沒有受到黨的幫助，父母包辦的固然會離異，自己選擇，認為是志同道合而全心眷戀著的伴侶，也終于是錯了。這就說明離開了黨，要憑個人去正確而全面的認識一個人，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呀！黨有偉大而明確的政治目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人類最美滿幸福的樂園，黨有深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素養(yǎng)，黨運用組織的集體智慧和群眾們的觀察了解、真可謂明察秋毫……因而青年不但該像聽媽媽的話還重要的聽從黨的話，而且應該比聽媽媽的話還要重要的聽從黨的話……親愛的燕兒！我愿把我的掌上明珠你，完全交給黨去教育成一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積極分子，這就是最大的光榮，否則你便辜負了這個偉大的時代，辜負了毛主席，辜負了黨，也辜負了媽媽。我現在沒有任何個人打算和私人思想……?
這封信也沒有寫完，在定稿時是否寫完并付郵，我已沒有也不可能留下任何印象了。這次把它從一大包這樣的信函底稿中抽出來，只是覺得可憐的母親此時此刻已經完完全全地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喪失了對自己走過的路進行反思的能力。母親老了，當1978年“文革”正式宣告結束，當“五四”新文化運動六十年之后又一次以人的覺醒、女性的覺醒為思想標志的新時期到來之際，母親已沒有可能恢復她中青年時代的生命活力和思維活力了。她精神生命的鐘擺停滯在1966年8 月，停滯在政治高壓所制造的“紅色恐怖”的年代。一個如此活耀熱情單純直率的女性生命被強權話語的子彈打得千瘡百孔，被各種名目各種顏色的恐怖政治給扭曲和窒息了。?
只有母愛與母親的生命同在，只有母愛陪伴著母親孤苦無依的晚年歲月，也只有母愛比母親的生命更長久。母愛是女人血肉之軀中一股最柔韌也最恒久的力量，是她們能夠守護的最初的和最后的一片純凈的綠洲。然而母親這時的母愛已經沒有了語言。她在掙脫了那種“媽媽的話比什么什么的話更什么什么”的話語纏繞之后已經找不回她自己的語言了。她也無需任何語言了。她用發(fā)自自己蒼老的傷痕累累的血肉之軀的無聲的語言來愛她的孩子們，她的愛無以言說也無需言說。母愛植根于母親的生命之源，足以支撐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抵擋邪惡抵擋謊言，足以支撐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盡管母親這最后的經歷過風吹雨打的愛有時候也不能不以扭曲的不為她的女兒們所理解的形式出現。但是她的女兒們在永遠失去了母親之后才終于明白：那也是愛，是悲傷無奈的蒼涼的和最后的愛。?
1973年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以后，河南省委為落實老干部政策，派人把母親從北京三妹處接回河南干休所�？紤]到母親的子女都在外地，可以調回一個來河南工作，姐妹們提出讓我回去，母親也同意，我們全家五口便于1973年4 月由沈陽遷居鄭州，可是回到河南與母親共同生活的日子卻經常是磕磕碰碰并不愉快，僅僅是吃和住這兩件事，就合了分分了合怎么都弄不妥貼。幾個女兒之間也是顛來倒去不知道該跟誰好。常常是對離得近的不滿意把離得遠的叫來，結果卻不到一個月就不歡而散。70年代初到80年代上半期以前，母親還能走動走動，總是鬧著要去姍姍那里去毛毛那里，可到了哪里過不了多久又要回來。最讓我頭疼的是用不住保姆，費很大勁給她找到一個人，什么都說好了干不了幾天就要人家走，我怕走了再要的時候找不到，便常常轉移到我這里干些時，等母親氣消了再過去，有一位老劉大娘便是這樣在我們母女兩家輪番干，折騰過好幾個來回。最不可思議的是母親在生活上對自己的苛刻，苛刻儉苦到吝嗇的程度，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卻總是鬧著要給修武縣老家的合作社買托拉機買書。后來聽說買拖拉機要省委批條才能買，她便讓我丈夫給她到省委申請，去的次數多了，一位王同志說：你就告訴她黨給她發(fā)的工資是讓她自己花的，不是讓她給農業(yè)社買托拉機的。這才不提這個事了。于是又張羅給老家的幼兒園給小學校買書。70年代我就陪著她到新華書店買過一大堆批林批孔小人書，雇了輛三輪車拉回來，堆在房角里等老家來人拉走。后來我讀了一些生命哲學和心理學方面的書，才知道人是需要愛與被愛、需要在道德上、人格上被肯定和認同的。母親晚年孤身一人寂寞無助，她靠什么溫暖她的心支撐她腳下的土地？她只能靠這么一點可憐的被兒女需要也被社會需要和被社會認同的滿足感�？墒俏覀冏髋畠旱膮s根本不理解母親的心。我只是覺得煩，有時候只想逃避，只想離開，可逃避了離開了又經受不住良心的譴責，就這樣反來復去周而復始地折騰。我現在知道人和人的關系應該是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寬容和愛來維系，可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親情關系之間的尊重、理解、寬容和愛卻反倒是最難的。這是因為距離太近因為要經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最具體最瑣碎又最躲避不了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的磨擦和磨煉嗎？還是因為相互之間生命時間的落差使他們要面對的世界和問題不盡相同，他們不可能時時事事都沒有分歧？社會生活空間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人際關系對人的控制和影響，最終要全部地反射到家庭親情之間，要求你去面對去承受。而且，誰都不想在家庭在私人生活空間仍然帶一副偽飾的面具，于是，矛盾沖突不可避免，親情之間的理解變得格外艱難。?
母親的晚年寂寞而凄涼。她對自己精神和肉體的不可阻擋的衰老缺乏預料，她沒能在自己身體里聚集起力量和智慧來承受這寂寞和凄涼。她到最后把全部的愛和希望寄托在女兒們身上，而她對女兒們的期望又不太切合實際。她常常自己嚇自己，把自己弄得坐臥不寧神不守舍。我們剛到河南時，干休所分配給我們兩套單元房，母親一套我們一套，在一個單元一個樓層門對門，到了晚上，我讓女兒小東到姥姥那邊睡給她作伴。女兒說，姥姥晚上總跟我說話，我都睡著了她還說，半夜醒來常常聽到姥姥在哭。姥姥說院子里狗叫是“打倒周筱沛打倒周筱沛”。后來我丈夫趙明和在省科委分到一套單元房我們便搬過去住，讓我的大兒子放學后到姥姥家里睡，大兒子考上大學后由女兒接班。沒有保姆的時候，我每天中午或晚上騎車過去給她送一次飯，或買些吃的放在冰箱里。每當我該來的時候，母親總是提前一個多小時坐在客廳沙發(fā)上，兩眼直瞪瞪地看著墻上的鐘一秒一秒一分一分往前走，一過了時間該來沒來她就心驚肉跳，想象出各種可怕的事情把自己嚇得在屋里團團轉。后來她干脆拉過一個椅子，上半身伏在椅子上一步一步把椅子往前挪，挪到門口坐在上面等我，被無數次不是我的上樓的的腳步聲所誆騙，心里演變著希望與失望的輪迥，經受著一遍又一遍精神的折磨。有一次我在她那里午睡，我說媽你也睡吧，她拄著拐杖一步一步挪到她的臥室上床睡了。正睡著聽到她大聲呼喊我的乳名“燕燕燕燕”，我忙跑過去，看到母親直挺挺坐在床上，驚魂未定，她夢見我掉到河里了，她在拼命呼救，要把她的女兒從滔滔黃水中救出來……?
大約是1984年，母親在一張小紙片上歪歪扭扭地寫著：“我的四個女兒一個一個像小燕子一樣長大了，飛走了，連我的幾個孫兒也長大了考上大學出去了，得到過年才回來……�！蔽疫�發(fā)現了母親給她的考上武漢大學的外孫、外孫女寫的信底稿，有一封信封上寫著“武昌洛珈山武漢大學趙小東收啟，”沒有寫哪個系，外孫女的名字也寫的是小名而不是學名趙紅雨，所以被退回來了。這封信寫道：“親愛的小東東好孩子：我收到你祝我永遠健康長壽的賀年片，你知道我多高興�。‘敃r我還在病中，不能馬上寫回信，但是我的病，也從此一天天的輕了！否則我一個人一天一天胡里胡涂地忍受著病痛和孤獨的苦難！四個女兒就只有你媽一個，是聽組織的話，把她帶到了河南來的。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你媽她就那么忙！我的四個女兒有三個都在大學任教，我希望她們都能勝任愉快，所以我再孤獨我也不愿意叫她們來看我呀！”到這封沒有寄到女兒手中而在十多年后被女兒的母親、母親的女兒我讀到的母愛至情，我的熱淚奪眶而出。我這個不孝的女兒真的就這么忙嗎，忙到了讓風燭殘年的老母親只能向外孫女傾吐她的孤獨晚景嗎？母親對我們的所謂“忙”是如此的體貼諒解，每當我要從鄭州去開封或出去開會，她是那么不想讓我走，有一次抓住我的書包帶不放，把帶子都扯斷了，可是一聽說我要給學生上課她就不吭聲了就趕緊把手松開了。?
1989年5 月18日中午，母親坐在藤椅上打盹，身體前傾撲倒在地，藤椅倒扣在她身上。我丈夫和保姆羅大娘在場，把她扶起來。她仰起臉問“今天幾號了？”丈夫說5 月18號，她點點頭說：“噢，快了。”母親在床上躺下不久就發(fā)高燒說胡話，丈夫趕緊把母親送到人民醫(yī)院住院，次日趕到開封河南大學把我叫回去照顧母親。在醫(yī)院作了CT，確診為大面積腦萎縮，老年性癡呆癥。幾天后稍有好轉她就鬧著要出院，出院幾天又發(fā)高燒又住院，這樣折騰了好幾次，直到6 月14日高燒到39°7 ，急忙又送進醫(yī)院，發(fā)現臀部因天氣炎熱而我們照顧不周生了褥瘡，口腔里膿痰很多，醫(yī)院立即給母親打吊針、吸痰、下胃管，通知我發(fā)病危通知，我立即給三個妹妹和徐州的周毅姐分別拍了急電，她們先后來到了母親的床前。后來母親的病情又穩(wěn)定了些，姍妹與毛妹又先后返津返京，留下我和新妹、周毅姐和一位新請來的老牛大娘輪班日夜守護，直到1989年8 月9 日凌晨三時病逝。?
這期間大約一個多月的時間，母親的精神處于半昏迷狀態(tài)，只能吸點酸奶，酸奶也是由一次喂一瓶到一次半瓶到一瓶分三、四次吃完。有一天剛剛出院在家里，我站在母親床前，她好像有話要跟我說，還把她的一只手高高舉起，我把我的手放在母親手里，她緊緊握著我的手，斷斷續(xù)續(xù)地說：“沒有衣服�！蔽依斫饬四赣H的意思，俯在她的臉上對她說：“媽，有衣服，我都給你準備好了�！彼迩宄匾蛔忠活D地對我說：“那你拿來叫我看看�！蔽伊⒓磸谋诠窭锬贸瞿莻�大包袱，里面是準備好的她的送老衣服給她看：媽，這是棉襖、棉褲，是緞子的；這是襯衣襯褲，是全棉的；這是罩在外面的一身深蘭色外衣，這是被子褥子是黃色和白色，叫鋪金蓋銀，還有鞋、帽子。媽，你看，都有，你放心吧�！澳赣H的眼睛立刻有了寬慰的意思，朝我點了點頭，握著我的手緊緊不放。我知道，母親想說的是”好孩子，謝謝你“。? 1989年7 月31日晨醫(yī)生發(fā)現母親大面積胃出血，打電話叫來了我和干休所醫(yī)生李大夫，我們表示仍然要盡力搶救。我從醫(yī)務室來到母親床前，母親仍然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伸手摸了摸她冰涼的額頭，母親另一只眼也睜開了，母親認出了我。她的眼睛一亮，嘴角綻出一絲甜蜜的微笑。剎那間，微笑消失，母親的兩只眼睛都閉上了。這是母親留給女兒的最后的微笑。她洞悉了一切也原諒了一切。她是帶著這因洞悉而原諒而寬慰的微笑離開這個世界的。?母親去世那天夜里由老牛大娘在醫(yī)院值班。這天凌晨，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突然站起來了而且拄著拐杖直往外走。我叫她媽，你別走。媽回過頭來看到是我，就丟掉拐杖拉著我的手繼續(xù)往前走。我們走過高山峽谷，走過平原大河，腳下踩的是一塊一塊青色的泥土石塊，我能夠清清楚楚看見媽的腳和我的腳踩在這些有裂紋的泥土石塊上面，看見我們的腳踩下去的地方青色的地皮一塊一塊塌下去，我能聽到它們掉下去的聲音，可是我們腳下的土地卻并不塌陷，母親拉著我的手我們一直往前走……醒來我睜大眼睛想，這可能是母親在保護著我領著我走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吧。媽知道我那時又遇到了麻煩。她在告訴我好孩子不要怕。她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還在保護著她的女兒，在帶領她戰(zhàn)勝內心的恐懼，朝著自己認定的光明地帶走去。?
這時電話鈴響了。值班護士告訴我你母親快不行了，趕快來。我立刻給干休所家里的二妹和毅姐打電話，她們帶著母親的衣服包趕到了。我們都沒有趕上見母親最后一面，沒有趕上聽她囑咐我們最后的一句話。母親已經停止了呼吸。我們和牛大娘一起給母親擦了身子。
周毅姐說：“媽，給你穿衣服。”媽聽到了這句話，僵硬的四肢立刻變得很配合。我們給她穿戴整齊，看著護士為母親蓋上了一條潔白的白被單，然后由我和新妹把媽媽推進了太平間。我又把別著大頭針的白被單掀開一個角，看到了媽媽最后的安祥的面容。媽留給我們的最后一面是如此安詳，多少緩解了女兒們愧疚不寧的心。?
母親的死亡通知單上寫著“全身衰竭”四個字。我問守在母親身邊的牛大娘我媽有沒有留下什么話，她說你媽就是一遍一遍地喊她的媽。我明白這是女人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呼喚。我到那一天也會是這樣。我將呼喚母親從天之邊地之角來接我，就象在夢中那樣拉著我的手走到永恒的彼岸世界。?
媽的五個女兒、女婿們于8 月11日到齊。母親活著的時候從未到齊過，這次倒是到齊了。她的第三代孫兒輩共十二人，由我的小兒子小元代表。我們去給母親整裝整容。這時三妹想起母親生前最愛讀的書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我們把這本封面上有蔡文姬繡像的書放在母親枕邊，讓那悲愴而纏綿的旋律陪伴母親上路。?
1989年8 月16日在鄭州殯館舉行了母親的遺體告別儀式及火化儀式后，我們回到了母親在干休所的空蕩蕩的家。在她的遺像前，我向姐妹們講了自1988年4 月由我代領母親工資后的經濟開支及母親的遺產情況：母親的存款單上，只有1500元，加上在她病重期間貼身衣服口袋里的200 元（這是我給她換衣服時發(fā)現的：口袋邊上別了一個別針，里面整整齊齊放了兩疊拾元一張的人民幣，一疊拾張，共貳佰元。這一定是媽生前數了無數遍的），口袋里還有一串生了銹的鑰匙，大部分都沒有可開的鎖，有一個永固牌的鎖鎖著一口她床底下的帆布箱，打開一看，只有十幾件母親夏天的換洗衣服。干休所的同志告訴我們，按照母親的級別，可以發(fā)十個月的工資作為憮恤金。媽的基本工資原為每月190 元，一個月以前又提了一級，十個月為2050元，加上媽的現款1700元，共叁仟柒佰伍拾元整。這是母親艱苦奮斗一生的全部遺產。經過姐妹們商議，根據各人當時的經濟情況，作為紀念，她的五個女兒分得了數目不等的母親的遺產。?
這是世界上最干凈最圣潔的錢。母親的女兒們懷著肅穆的敬仰的心情，領受了母親留給她們的遺產。??
我的至親至愛的母親，就在你離開我們的那一個寒冷的冬天和料峭的春寒之中，我選擇了女性文學研究作為我有生之年必須去做的事。我知道這是知性神明和你的在天之靈指引我作出這個選擇。研究女性文學就是研究人，就是研究女人和男人不得不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世界，研究女人生存和發(fā)展的無窮奧秘。母親，在女兒十二年來不敢稍有懈怠的閱讀和思考中，你那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八十八年歲月，和我們這個小家庭三代女人的如煙往事，是我心中的隱痛，也是我要求自己必須破譯的大困惑。我想了足足十二年，十二年來正是我的母親做人與做女人的經驗教訓和同性作家們的文學作品使我有所思有所悟，使我開始有一些明白。我現在相信我和我的女兒、我的女兒的女兒們可以避免母親后半生的命運了，因為我明白了自己作主自我選擇是何等重要，明白了自由、獨立、尊嚴這些神圣理念盡管如天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得，但作為一個人仍望要抬頭仰望星空要朝著那個“可望”的世界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母親，你是昨夜的星辰，是沖出封建家庭城堡尋求自由和解放的“娜拉”�？伞澳壤钡穆窙]有走完，剩下的路要由“娜拉”的女兒和女兒的女兒繼續(xù)走下去，在她們的母親和外婆不得不終止的地方開始“再出走”和“再尋找”：走出那令人窒息的比封建家庭城堡更大更堅固的精神城堡，尋求女人自立自愛和自救的路，自己點燈照亮自己，讓那神奇的語言之光照亮并軀趕身外和身內的寒冷和謊言，讓女人那只有一次的血肉之軀在這個精神匱乏的世界上活得明白、真實而且快樂。?
母親在天上聽到了女兒的聲音。母親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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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青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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