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史料和實體資源的限定，從事晉商研究的專家學者重點聚焦晉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則是享譽海內外的票號業(yè)。他們的學術成果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一般民眾的認知和判斷。固化民眾印象的還有當地政府對實體資源的充分開發(fā)和借助現代傳媒的強勢推介，尤其是“晉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種種因素作用下，晉中商人的形象被人為地拔高。本書旨在扭轉世俗的誤解，即一般民眾不明就里簡單將晉中商人等同于晉商的錯誤趨向，同時為山西別地商幫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們各自的發(fā)展現狀，以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當然，還有矯正學術趨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這一切皆服務于新晉商的發(fā)展戰(zhàn)略。
作者簡介：
李永福(1966-)，歷史學博士后，教授。本科與碩士，求學于山西大學；博士，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后經歷在四川大學度過。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重點涉獵頗具地域特色的晉商領域。曾于2010年在日本作訪問學者三個月，現任太原理工大學人文素質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已出版《山西票號研究》 《中國晉商成功之道》《清代山西城市發(fā)展與社會變遷》《胡適和他的弟子》等四部專著，參編《走向博士》等暢銷書，主持與參與十余項省級課題，刊發(fā)學術論文三十余篇。
目錄：
第一章晉商概覽
一、山西行政區(qū)劃衍變
二、晉商源頭在河東
三、山西雄厚的商業(yè)底蘊
四、商幫時代與晉商名號
第二章“霧里看花”真晉商
一、晉中與晉中市
二、誤讀晉商原因面面觀
第三章成就晉商的天時觀——屢次享受政策的陽光普照
一、散商時代的天時觀
二、商幫時代的多重政策紅利
第四章成就晉商的地利觀——長期占據異質文明交匯區(qū)的孔
一、散商時代的地利觀
二、商幫時代的“地鄰極邊”與蒙古內附
第五章成就晉商的人和觀——人口壓力和商業(yè)示范效應的導引第一章晉商概覽
一、山西行政區(qū)劃衍變
二、晉商源頭在河東
三、山西雄厚的商業(yè)底蘊
四、商幫時代與晉商名號
第二章“霧里看花”真晉商
一、晉中與晉中市
二、誤讀晉商原因面面觀
第三章成就晉商的天時觀——屢次享受政策的陽光普照
一、散商時代的天時觀
二、商幫時代的多重政策紅利
第四章成就晉商的地利觀——長期占據異質文明交匯區(qū)的孔
一、散商時代的地利觀
二、商幫時代的“地鄰極邊”與蒙古內附第五章成就晉商的人和觀——人口壓力和商業(yè)示范效應的導引第六章新晉商發(fā)展戰(zhàn)略——基于老晉商的啟示參考文獻
目錄：
后記一時代有一時代主旋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發(fā)展經濟得到應有重視。導向指揮棒作用之下，梳理相關歷史資源，以便能夠為當代社會借鑒成為學術界的一種潮流，對晉商的研究工作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開的。
一般的概念，明清兩代，晉商曾馳騁商界五百余年，并與徽商并列為中國舊式商幫之首。尤其在清代中后期，由于經營銀兩異地匯兌業(yè)務票號業(yè)的橫空出世，更提升了創(chuàng)辦并長期壟斷此業(yè)晉商的地位。客觀評價，到目前為止，有關晉商的學術專著、論文、課題可謂汗牛充棟，但由于各種原因，卻留下了些許誤會，用學術術語講，可稱之為“誤讀”。
誤讀之一為將晉中商人想當然為晉商，尤其對外地人而言，在他們的思維定勢中幾乎形成為“共識”。之所以有此誤會，依筆者之見，首在于晉商大多數實體資源主要集中在晉中地域，其中以祁縣的喬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莊園，靈石的王家大院等為明顯標識，民間受此影響頗深。
其次，晉中市各級政府比較注重歷史資源的保護與開發(f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常家莊園，去過常家莊園的游客不難看出，該莊園其實是一復古式建筑群，即在原址上恢復原有的規(guī)模和面貌，而如此做法，既需要一定的膽識，同時投入亦不菲，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相當程度上豐富了當地的晉商實體資源。
再次，當地各級政府比較注重品牌營銷。起初是喬家大院不經意間被選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攝的主要外景場地，受益之后，進一步培育資源，在央視一臺黃金時段熱播的電視連續(xù)劇《喬家大院》無疑為最成功的案例，此后在同臺同時段上映的電視連續(xù)劇《走西口》，雖說在藝術表現手法和歷史背景上有瑕疵（僅為個人觀點），但觀眾在潛移默化間強化了對晉中商人的認知，流風所及以至于在相關影視作品中出現了晉中方言占據晉商話語權的現象。
最后一點，專業(yè)性資料片也有弱化山西別地商幫的趨向。由山西省委宣傳部組織海內外研究晉商專家拍攝的20集人文紀錄片《晉商》，在總框架中，清代以前的篇幅占比極少，反映清以后歷史的介紹中，鮮見山西別地商幫的影子，幾乎是晉中商人在唱獨角戲，而如此編排尤其與史實不符，相當程度上固化了觀眾對晉商的判斷。也正是以上諸因素的疊加作用，才造成一般民眾將晉中商人等同于晉商的誤解。
不惟如此，在更高層面上，即專業(yè)之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多數人對晉商源頭何在、晉商發(fā)展脈絡等基本常識同樣存在誤讀現象，將晉商想當然為僅僅在明清兩代的表現。以上判斷并非危言聳聽，實在是筆者的親身經歷，前年筆者有幸為省委組織部組織的干部學習班做過一期講座，題目為“近代視野下的晉商”，受眾為處級干部，其中包括部分雙肩挑的專家學者。在休息間隙的交流中得知，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知晉商源頭何在，對晉商發(fā)展脈絡更沒有明晰的頭緒，要知道他們大多是山西籍知識精英，他們的見解如此，更遑論外省人及海外華人對晉商的認知。
時下多數學者在他們的學術成果中重點羅列晉商的輝煌業(yè)績，對成就晉商的主客觀因素雖也有評述，但側重于晉人的主觀努力，而對客觀條件總體分析不夠，難免受到外省籍學者的詬病，如此效果只能稱之為“墻里開花墻里香”。筆者的觀點，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在中華文明圈內各地民眾的智商并無所謂的高低優(yōu)劣之分，他們在商業(yè)上的差異完全受制于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的限定。
天時方面，筆者簡單概括為“屢次享受政策的陽光哺育”。明初，晉人受益于“開中制”，北方九邊鎮(zhèn)中，山西占據了兩家，即大同和太原（即圍繞神池諸堡的布防，重點鎮(zhèn)守晉西北地區(qū)），況且該政策是以兩鎮(zhèn)為試點單位。明代中期，朝廷改行“開中折色”，即商人繳納現銀就可以獲得政府特批的鹽引，有實力的晉商逐步占據各大鹽場，其身份也衍變?yōu)椤皟壬獭�。當然，還有“隆慶議和”的強力推動，北方邊境難得的休戰(zhàn)期，不僅極大降低了明朝的軍費支出，而且開啟了與北元蒙古族的常態(tài)化經濟交流，晉商受益頗多。整個明代，中國商業(yè)領域勢力最為顯赫的當數鹽商，而晉商在其中占據了相當的比重。
按說清初祖籍晉中的“八大皇商”并非晉商主流，但他們的得勢同樣來自清廷的特許政策，無論是深入“龍興之地”——東北的皮貨等特產貿易，還是與日本的洋銅買賣，擬或與蒙人的商品交流，如若缺失了朝廷的許可是難以想象的。況且他們在各大鹽場也占有一定的份額，而如此地位依然源自清廷的授權。
清代中后期朝廷對蒙古地區(qū)有限度的開放，使得占據地利之便的山西再次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最直接的后果是促成了這一時段晉商的主流——旅蒙商的興起與繁榮。而讓晉人最為自負與自豪的票號業(yè)，至少在政策層面上，幾乎沒有稅費的負擔，極大地降低了經營成本；再加之部分省關的官款在清廷的默許下改由民營的票號業(yè)匯兌，進一步拓展了營業(yè)范疇，其盈利能力和所獲得的崇高地位，直至今日還讓新晉商艷羨和頂禮膜拜。需要說明的是，其時山西別地商幫并沒有衰敗，他們仍延續(xù)原有商業(yè)網絡穩(wěn)步經營，且取得不錯業(yè)績。
地利因素與天時因素密切相關，歷史上不同的政策導向會對地理環(huán)境產生迥異的利用價值。山西地處華北平原，南枕河南，西界陜西，東與河北接壤，這些地域皆是農耕文明，與山西的經濟基礎基本類同。山西的北部是廣袤的蒙古大草原，游牧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與農耕文明存在強烈互補性，有鑒于此，筆者將山西的地利概總為“占據異質文明交匯區(qū)的孔道”。
在司馬遷筆下，山西的空間概念為“表里山河”，冷兵器時代，與周邊地域山河相間的地理特征往往成為動蕩時局的憑借，而歷朝歷代沿中北部地域逐次擴展的民族融合進程印證了山西地利的價值所在。
明代大多數時段對蒙古的政策為經濟封鎖，為此在北部邊防沿線設置九關，常駐80多萬、最多時達120余萬戍邊將士的生活用度，以及幾十萬匹軍馬的糧草供應，對臨近地域的商民而言無疑存在巨大商機。山西有幸開設兩個邊鎮(zhèn)，且距離別的邊鎮(zhèn)亦不遠，“開中制”所涉及的主要交換籌碼食鹽和糧草，山西也不缺乏，河東鹽場為其一，而河東地域（主要包括今運城和臨汾兩市所轄縣、市、區(qū)）自古號稱山西糧倉，一定程度上支撐了該政策在山西所具有的地利優(yōu)勢，其中經營成本相對較低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明代中后期的“開中折色”，只不過是將商人繳納的糧草布帛改為實銀，北方戍邊將士的生活需求與戰(zhàn)馬的糧草供應依然如故，是故商機并沒有失去，況且因官方在北方邊鎮(zhèn)開設的時斷時續(xù)的“茶馬互市”和民間“私市”的刺激，相較于以前，還增添了商品種類和增加了供給量，地利因素再次發(fā)酵，即晉商在經營相關貿易時，可以就近獲得相關商品，而空間距離比較接近的優(yōu)勢，帶來的是運營成本的相對下降，進而提升了晉商的競爭力。
有清一代，晉商有兩大標識，前為旅蒙商，后為票號商。由于實現了民族融合，至少在康熙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平定三藩之亂、收復臺灣、多倫會盟為三大標志）之后，以前被視為禁地的蒙古草原逐步對民間開放，明代“官市”與“私市”存續(xù)期間的磨合經歷，以及清代開放之后的進一步了解，使得占據地利之便的晉商又一次站在制高點上，先是了解蒙民的生活所需，然后組織貨源，而其所取得的輝煌業(yè)績一直令后人敬仰。
部分當代學者將旅蒙商的興盛歸結為人為努力，誠然在克服自然因素，尤其是交通、氣候等條件的制約方面，晉商確實表現出相當的忍耐力和克服能力，但地利因素依然要考慮進來，如若沒有前期的熟悉商情，不可能有以后的大發(fā)展，這一點是中南地域的商幫所不具備的。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祁縣喬家的發(fā)家史，先是始祖喬貴發(fā)在口外做糧油米面生意，到三代喬致庸時，重點經營茶葉貿易，當然還開辦了兩家著名票號，如此局面根基于長期的商業(yè)實踐，而距離蒙古地域較遠的商幫運作起來困難要大得多。
人和因素集中在兩點，一為土狹人稠的生存壓力，二為商業(yè)示范效應所帶來的價值觀轉向。如若細細探究，其實兩者是互為作用的，當然也與“表里山河”的地理環(huán)境有一定的關系。
傳統(tǒng)時代，完全開發(fā)地域的人口總量與其土地承載力互為制約。明清兩代，山西幾乎沒有可供開墾的荒地，解決人口壓力的途徑只有前去尚未開發(fā)地區(qū)謀生，明代中后期的“走西口”之所以充滿艱辛，一者，沿途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二者，因為當時的蒙古地域還是與明朝對峙的政權，所以拓荒者還受制于冒險犯難的政策瓶頸。清初政權穩(wěn)定之后，山西再次重復明朝“人口遷移故事”，這一次增加了以張家口為基地的“走東口”，包括晚清的“闖關東”也不乏晉人的身影。
為之鋪墊的是明清兩代山西人口規(guī)模變化不大，明初以洪洞大槐樹為集結點的人口大遷移，旨在彌補元末農民戰(zhàn)爭造成的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人口大量損失。明代中后期，當山西人口規(guī)模超過土地的承載力，晉人不得已選擇了外出，以尋求生存空間，這一次是民間自發(fā)行為。
清廷基本沒有主導過全國范圍的人口遷移，但在休養(yǎng)生息之后，山西人口一直保持在千萬級規(guī)模。該數據雖與明代和清初有較大出入，但對歷史稍有了解者不難窺見其中的原因，即康熙年間推行的“攤丁入畝”政策所帶來的統(tǒng)計數據真實性，“人頭稅”的取消使得一般民眾沒有必要再隱瞞“丁口”的確切數據。
與時下流行的觀點不同，筆者以為，明清兩代山西人去口外謀生，大多選擇了開墾荒地，僅有部分人從事商業(yè)。明代晉商唱主角的是鹽商，清代山西在蒙古地區(qū)的首批商業(yè)拓荒者大多出身草根，祁縣喬家的喬貴發(fā)、榆次常家的常威是其主要代表。因商業(yè)成功而帶來的超預期回報，晉商商號員工所享受的令人羨慕的高待遇，以及科舉考試“由士入仕”的低概率和官場潛在的風險，綜合考量下的價值趨向，顛覆了山西固有的民風，有相當部分家庭將俊秀子弟選送到商業(yè)領域發(fā)展，而這些人的成功又會昭示后來者，此所謂示范效應的最直接體現。
“以史為鑒”是歷史學的基本功用，筆者“另眼看晉商”的目的旨在為新晉商服務，以便能夠從前輩的成功經驗中汲取有益成分，進而結合時代和山西的區(qū)位特征，為新晉商規(guī)劃出科學發(fā)展戰(zhàn)略。以上思路和框架完全服務于筆者申報的山西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新晉商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基于舊晉商經驗的啟示》，因在正文中要展開評述，在此不做贅言。有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寄望于筆者的建言能夠有助于新晉商的科學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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