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所收入的，并非作者本人的著作，而是作者為幫助學生了解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所編著的，曾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的教材或教學參考材料。本書選取從漢到宋代我國著名的詩篇或詩人，把古人與近人對他們的介說、詮釋、評論或研究心得摘編在一起，分別列出。使讀者能對這些詩篇或詩人有精要的了解，并對它們迄于當年的研究概況一目了然。
漢
無名氏 古詩十九首
鐘嶸《詩品上》 古詩，其體原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構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李善《文選注》 五言并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游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謝榛《四溟詩話》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常在家之時。若陳思王“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于淺俗矣，今之工于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晉而進兩漢也，嗟夫！
陸時雍《詩鏡總論》 “十九首”近于賦而遠于風，故其情可陳，而其事可舉也。虛者實之，紆者直之，則感寤之意微，而陳肆之用廣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諷者，風之為道美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于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夫終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復不知其樂，乍一別離，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徊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
言情能盡者，非盡言之之為盡也，盡言之則一覽無遺。惟含蓄不盡，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蓋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處，徘徊度量，常作萬萬不然之想。今若絕決一言，則己矣，必不再思矣。故彼棄予矣，必曰終亮不棄也，見無期矣，必曰終相見也。有此不自決絕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笆攀住鄙蒲郧椋┦遣皇骨闉閺街敝�，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寫之，故言不盡，而情則無不盡。后人不知，但謂十九首以自然為貴；乃其經營慘淡，則莫能尋之矣。
沈德潛《說詩晬語》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游子他鄉(xiāng)，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辟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為《國風》之遺。
梁啟超《中國美文及其歷史稿》 我以為要解決這一票詩的時代須先認一個假定即《古詩十九首》這票東西雖不是一個人所作，都是一個時代——先后不過數十年間——所作。因為這十幾首詩，體格韻味，都大略相同，確是一時代詩風之表現(xiàn)。凡詩風之為物，未有閱數十年百年而不變者，“十九首”既風格首首相近，其出現(xiàn)時代，當然不能距離太遠。
漢制避諱極嚴，犯者罪至死，惟東漢對于西漢諸帝，則不諱，惠帝諱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懷盈?”等句，非西漢作品甚明，此其一。（按，此說本洪邁《容齋隨筆》論李陵詩語）“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馀尺”，明寫洛陽之繁盛，西漢決無此景象。“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為洛城門，郭北墓即北邙，顯然東京人語，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覓證，其應屬東漢，不應屬西漢殆已灼然無疑。然東漢歷祚亦垂二百年，究竟當屬何時邪？此則在作者本身上無從得證，只能以各時代別的作品旁證推論。劉彥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為傅毅作。依我的觀察，西漢成帝時，五言已萌芽，傅毅時候也未嘗無發(fā)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時班固《詠史》一篇相較，風格全別，其他亦更無相類之作，則東漢初期——明章之間，似尚未有此體。安順桓靈以后，張衡秦嘉蔡邕麗炎趙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傳世，音節(jié)日趨諧暢，格律日趨嚴整。其時五言體制，已經通行，造詣已經純熟，非常杰作，理合應時出現(xiàn)。我據此中消息以估“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紀一二○至一七○約五十年間，比建安黃初略先一期而緊相銜接。所以風格和建安體極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鐘仲偉且疑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錯，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詩風，并非兩漢初期瞥然一現(xiàn)，中間戛然中絕；而建安體亦并非近無所承，突然產生，按諸歷史進化的原則，四面八方都說得通了。
“十九首”第一點特色，在善用比興。比興本為詩六義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國風》中尤十居七八。降及《楚辭》，美人芳草，幾舍比興無他技焉。漢人尚質，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賦體多而比興少。長篇之賦，專事鋪敘無論矣，即間有詩歌，也多半是徑情直遂的傾寫實感。到“十九首”才把《國風》、《楚辭》的技術翻新來用，專務附物切情，“胡馬越鳥”，“陵柏澗石”，“江芙澤蘭”，“孤竹女蘿”，隨手寄興，輒增娬媚。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純借牛女作象征，沒有一字實寫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躍句下。此種作法，和周公的《鴟鸮》一樣，實文學界最高超的技術（漢初作品，如高祖之《鴻鵠歌》、劉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種境界，后來便很少了）。
論者或以含蓄蘊藉為詩之唯一作法，固屬太偏。然含蓄蘊藉，最少應為詩的要素之一，此則無論何國何時代之詩家，所不能否認也。“十九首”之價值全在意內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思所在，茍非確知其本事，則無從索解，但就令不解，而優(yōu)飫涵泳，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不是憑空替牛郎織女發(fā)感慨自無待言，最少也是借來寫男女戀愛，再進一進是否專寫戀愛，抑或更別有寄托，而借戀愛作影子，非問作詩的人不能知道了，雖不知道，然而讀起來可以養(yǎng)成我們溫厚的情感，引起我們優(yōu)美的趣味。比興體的價值全在此，這一詩風到“十九首”才大成。后來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則盛行于詞界，詩界漸少了。
“十九首”雖不講究聲病，然而格律音節(jié)略有定程。大率四句為一解，每一解轉一意。其用字平仄相間，按諸王漁洋《古詩聲調譜》，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試拿來和當時的歌謠樂府比較，雖名之為漢代的律詩，亦無不可。此種詩格，蓋自西漢末五言萌芽之后，經歷多少年，才到這純熟諧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詩，雖內容實質屢變，而格調形式，總不能出其范圍。
從內容實質上研究“十九首”，則厭世思想之濃厚——現(xiàn)世享樂主義之謳歌，最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變風”、“變雅”，雖憂生念亂之辭不少。至如《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論調實不多見，大抵太平之世，詩思安和，喪亂之馀，詩思慘厲；三百篇中，代表此兩種古氣象之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會更有將亂未亂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歡娛，骨子里已禍機四伏。全社會人汲汲顧影，莫或為百年之計，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厭世的哲學文學，便會應運而生。依前文所推論“十九首”為東漢順桓靈間作品，若所測不謬，那么，正是將亂未亂，極沉悶極不安的時代了。當時思想界，則西漢之平實嚴正的經術，已漸不足以維持社會，而佛教的人生觀，已乘虛而入。（桓靈間安世高、支婁加讖二人所譯出佛經，已數十）仲長統(tǒng)《述志詩》，最足表示此中消息�！笆攀住闭杏诖说壬鐣顩r之下，故厭世的色彩極濃�！叭松斓亻g，忽如遠行客”、“萬歲更相送，圣賢莫能度”、“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種思想在漢人文學中，除賈誼《鵩鳥賦》外，似未經人道�！儿f鳥賦》不過個人特別性格、特別境遇所產物，“十九首”則全社會氛圍所產物，故感人深淺不同�！笆攀住狈且蝗怂�，其中如“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之類，一面浸染厭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學平實態(tài)度者，雖間有一二，其大部分則皆為《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現(xiàn)世享樂為其結論�！扒嗲嗔晟习亍�、“今日良宴會”、“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諸篇其最著也。他們的人生觀出發(fā)點雖在老莊哲學，其歸宿點則與《列子·楊朱》篇同一論調，不獨榮華富貴，功業(yè)名譽無所留戀，乃至谷神不死，長生久視等觀念，亦破棄無馀�！胺城笊裣桑酁樗幩`，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愚者愛惜費，但為后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真算把這種頹廢思想盡情揭穿。他（們）的文辭，既“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故所詮寫的思想，也給后人以極大印象。千馀年來，中國文學都帶悲觀消極氣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負點責任哩。
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中）》（《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十一期） 我讀《文選》中古詩十九首時，嘗疑這些詩既無撰人名氏，如何會得流傳下來。后讀《玉臺新詠》（卷一）所載古詩第六首開端云：
四座且莫誼，愿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傳下來的無名氏古詩亦皆樂府之辭。所謂“四座且莫誼，愿聽歌一言”，正與趙德麐《商調蝶戀花》序中所說（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后聽蕪詞），北觀別墅主人夸陽歷大鼓書引白所說“把絲弦兒彈起來，就唱這回”相同，都是歌者對于聽客的開頭語。
張為騏《古詩明月皎夜光辨?zhèn)巍罚ā稏|方雜志》二十六卷二十二號）五言詩的時代引起了大論戰(zhàn)。凡是相信西漢已有五言詩的人無不拿這一首作“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定讞。他們不但認為這首作于西漢，而且斷定它的年代的的確確在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從唐朝起一直到現(xiàn)在都是這樣說，間有一二懷疑的人也覺無從平反其獄。
他們?yōu)樯趺瓷钚胚@一首遠在漢武未改歷以前呢？第一個創(chuàng)為此說的是李善。他看見詩中有“玉衡指孟冬”一語，孟冬是十月，不會有促織秋蟬；因此便認為詩中的孟冬是指漢武未改歷的時節(jié)，方合上下的意思，故斷定此詩作于太初以前。他說：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比簧显啤按倏棥�，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稘h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睗h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文選》注）
楊慎亦據李注，作了一篇“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此外如王士禎的《帶經堂詩話》、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義證》、何焯的《義門讀書記》、朱珔的《文選集釋》……都無不以李善的根據為根據——幾乎凡是論此詩的人都毫不遲疑的贊同其說�！坝窈庵该隙北阏娉蔀樗麄兊蔫F證了。
我們考證這一首，不敢人云亦云，我覺得李善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第一，（略）……
第二，孟冬七月是李善的謬說。夏朝建寅，以正月為歲首；商朝建丑，以十二月為歲首；周朝建子，以十一月為歲首：歲首雖各不同，只改正朔，不改月次，無關于四季：四季各有它們的專門意義，不能隨便移易的。沈赤然說：“殷周時月雖改，凡授時施令，仍以夏時行之，故不害其為建子建丑，使竟以冬為春，以夏為秋，亦復成何世界耶？”（寄傲軒讀書隨筆）正是這個道理。所以秦朝建亥，以十月為歲首，而《呂氏春秋》所紀孟仲季春夏秋冬仍據夏正；即李善所引《淮南子·時則訓》在未改歷以前亦未嘗不據夏正。這是很不相干的。如何能說“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呢？
第三，《史記》《漢書》明明白白載有歷從夏正的賦頌。賈誼在長沙三年，有鵩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他自恐不壽，乃賦詩以自廣。這篇賦開頭的兩句便是：“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冬�！碧珰q在卯曰“單閼”。那時正當漢文帝六年丁卯，距武帝太初元年正七十年。又如司馬相如上《封禪頌》，中云：“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司馬相如卒時在元狩五年，距太初亦前十四年；而且此頌明指孟冬為十月，更是李善注的絕好反證�！林飓叿Q引李注，更謂第十二首“歲暮一何速”及第十六首“凜凜歲云暮”為亦用漢正，豈不是夢中說夢嗎？
第四，詩中“冬”字是“秋”字之誤。孟冬既仍為十月，通篇又全寫秋景，自非字有訛誤，解釋必不可通。此首惜無善本可資校對，但我深信：若得善本，一定是個“秋”字�！獎⒙牡摹哆x詩補注》論到此句，曾說：
當作“秋”。詩意本平順，眾說穿鑿牽引，皆由一字之誤。識者詳之�！堆a注四庫全書作風雅翼》。（此注見卷一漢詩《古詩十九首》第七首下。）
可見誤字流傳，已有人先我懷疑了。又清朝方廷珪論到這里，也說：
善注以孟冬屬之七月，謬甚。且下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亦可屬之七月耶？注以九月入十月節(jié)氣，故有臺露秋蟬元鳥。此說是，但“冬”字疑是“秋”字之誤。（《文選集成》卷二十三）。
方氏是進一步的舉出理由來，故直截了當的罵李注是很荒謬。誠然是，若依李注，不但不能解釋此詩，連第十七首也不能解釋了。這樣地能不泥舊說，實不多見�！�
邵瑞彭《古詩“玉衡指孟冬”辨?zhèn)未饛報K伯》（《東方雜志》二十六卷二十二號） 古詩“玉衡指孟冬”就詩中所舉物候觀之，實為建申之月。此蓋沿襲秦正，誤信月改春移之說，以申月為十月，認作孟冬。然太初改歷以后，漢用寅正，而月改春移之月，太初以前所無。愚謂此詩蓋東漢人所作，而詭托漢初者。不知秦人雖改歲首，未改月次，更無以申月為孟冬之可能也。
枚 乘
班固《漢書》 枚乘，字叔�；搓幦艘病閰峭蹂ɡ芍�。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征。乘，道死也。（李善《文選注》）
傅 毅
范曄《后漢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少逸氣，亦與班固為竇憲府司馬。早卒。（《文選注》）
《宋書大曲》（樂府作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郁，當復待來茲！（二解）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四解）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ㄎ褰猓┤藟鄯墙鹗昝部善�？貪財愛惜費，但為后人嗤！（六解）（樂府題為“晉樂所奏”）。
蘇武古詩四首
聞人倓《古詩箋》 武字子卿，京兆人。為郎，稍遷至栘中既監(jiān)。天漢中，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昭帝時，與匈奴和親，得歸。拜為典屬國。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古詩箋》 陵字少卿，廣之孫，為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斗矢盡，遂降。匈奴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昭帝初，霍光遣其故人隴西任立政往招之。陵數循其發(fā)，答曰，“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馀年死。
《詩品上》 漢都尉李陵，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文亦何能至此！
《文心雕龍·明詩》篇 成帝品錄三百馀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
李光地曰 蘇武忠節(jié)，固漢人所壯，以為盛事；而李陵之志，世亦悲之，故有疑其詩皆為后人擬作者。然相傳既久，自杜工部，韓文公無異辭，又蘇之“典故明習”、李之“悲歌慷慨”，具見《漢書》，則其文采風流，兼其事以取傳于世，無足疑也。（于光華《文選集評》）
梁章鉅《文選旁證》 翁先生（方綱）曰：“自昔相傳蘇李‘河梁贈別’之詩，蘇武四章，李陵三章，皆載《昭明文選》。然《文選》題云，‘蘇子卿古詩四首’，不言與李陵別也。李詩則明題曰，‘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而其中有‘攜手上河梁’之語，所以后人相傳為蘇李‘河梁贈別’之作。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見《七言詩歌行鈔》卷二）此當日真詩也，何嘗有‘攜手上河梁’之事乎？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后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決無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此則‘日月弦望’為虛辭矣。又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就此三首，其題明為贈蘇武者而語意尚不合如此；況蘇四詩之全不與李相涉者乎？藝林相傳，蘇李‘河梁之別’，蓋因李詩有‘攜手上河梁’之句，可為言情敘別之故實，猶之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一篇為千古送行詩之祖也。而蘇李遠在異域，尤動文人感激之懷，故魏晉以后，遂有擬作李陵《答蘇武書》者。（此文亦載《文選》中）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詞場口熟，亦不必一一細繩之矣”。
余（蕭客）曰，“東坡《答劉沔書》曰，‘李陵與蘇武贈別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tǒng)不悟。按四詩第三首決為奉使別家人之作。前兩首似是送別，非武自遠行。此篇詞旨渾含，又總曰‘古詩’，何以知其必為長安送別乎”？蔡寬夫詩話又云，“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
何（焯）曰：“‘江漢’、‘浮云’一去不復反，一分不復合，以比別離，不必泥江漢之地為疑�！�
孫鑛曰 少卿詩懸空泛說，子卿則指事實賦，波瀾轉折，視少卿轉多。然古淡意不及——《文選集評》。
《古詩選》 蘇李詩雖如“朱弦疏越”，“一唱三嘆”，然得宮商之正聲，雖希而韻不絕。翻覺嘈嘈雜奏者一往易盡。正緣調高——匪惟調高，乃實情深。
沈德潛《說詩晬語》 龐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款款，感悟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為五言之祖。
《陳衍石遺雜說》（見苦海馀生編《文學常識》中）五言古首推蘇李；子卿與少卿并稱。李詩固凄怨，所謂“愁苦易好”也。蘇詩則懇至悱惻，豈遂“歡娛難工”乎？鐘上品數少卿而不及子卿，深所未解。況《楚辭》之怨，由于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李陵之怨，則有異矣，徒以其為怨之同，遂謂其源出于此，則《小雅》之怨悱不亂，《國風》之《氓》與《谷風》，不更在《楚辭》之前乎？《楚辭》香草美人，語多比興，李陵則直賦而已；溝而合之，非知言也。
《梁武帝代蘇屬國婦》 良人與我期，不謂當過時；秋風忽送節(jié)，白露凝前基。愴愴獨涼枕，搔搔孤月帷。忽聽西北雁，似從寒海湄。果銜萬里書，中有生離辭；惟言“長別矣”，不復道“相思”；胡羊久剽奪，漢節(jié)故支持。帛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空懷“之死”誓，遠勞“同穴”詩！
蘇李詩目
李陵歌（見《漢書》即七言詩卷二之別歌）
蘇武詩四首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蘇武答李陵詩一首
▲蘇武別李陵詩一首
▲錄別詩八首（第七首僅存四句，第八首僅存二句，第四首《晨風鳴北林》即本卷《擬蘇武詩》之一）
梁江淹擬李都尉陵從軍
古辭
《馮舒詩紀匡繆“樂府起于漢，又其辭多古雅，故系之漢”條》 《宋書·樂志》“相和”已下諸篇，其無人名者，皆曰“古辭”�！稑犯娂れ`芝》等篇亦然。鐘氏《詩品》曰：“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制”。則作者姓名，既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古”之云者，時世不定之辭也。昭明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詩”；原其體分，意亦如此。詩既如此，樂府可知。概歸之漢，所謂無稽之言，君子弗聽矣。爰及《橫吹》之題梁，清商之題晉，郭氏亦但原其始耳�；蚍Q“古辭”，或稱“晉宋齊辭”，何嘗有一定時代而妄作耶？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古辭”之名始見于《宋書》，他說，凡是樂章古辭今之存者，并漢氏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鳥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侃如按，此條亦見《晉書》；然《晉書》之成，遠在《宋書》之后，故以《宋書》為始見也。）但此時只指《相和歌》。到后來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便把這范圍擴大起來，不以《相和歌》為限了。不過他對于這名詞的應用很是隨便。你說他限于漢代的罷，后來的《西洲曲》，《長干曲》等卻也叫做“古辭”。你說他限于無名氏罷，班固的《靈芝歌》，卻也叫做“古辭”。就大體看來，他大概限于漢代無名氏的詩品�！段髦耷芳啊鹅`芝歌》可算做偶然的例外。這種限制極不合理——我們固然反對無界限的溷淆，但也不贊成不合理的限制。第一，漢代無名氏與三國六朝的無名氏有何不同？為何以漢為限？第二，無名氏不過姓名失傳罷了，根本上與姓名可考者何異？為何以無名氏為限？我想假使依著沈郭二氏那種用法，“古辭”之名還是取消了好。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并序
陸侃如《孔雀東南飛考證》（《古代詩史》附錄之二，見《國學月報》3）
第一，我們應該知道序文“漢末建安中”一語，只能證明焦仲卿是漢末的人，他們夫婦殉情是漢末的事，但不能證明這篇長詩是漢末的作品。
第二，序文中有一個很大的破綻。焦仲卿是“廬江府小吏”，這是序文中告訴我們的，就詩中的敘事看來，他的確是廬江的土著。建安時的廬江，據李兆洛、楊守敬們的考證，即在今江西北部及安徽西南部。但后來他們夫婦殉情后，“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爾雅》云：“華山為西岳”，在陜西中部。請問鄱陽湖邊的焦仲卿夫婦，為何不遠千里而葬于西岳華山呢？
我們要解釋這個不通，便要連想到《清樂》中二十五篇的《華山畿》，而《孔雀東南飛》的真時代也連帶的發(fā)現(xiàn)了�！稑犯娂肪硭氖豆沤駱蜂洝吩圃�，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紀時是很普遍的，《華山畿》的神女冢也許變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敘述仲卿夫婦合葬時，便用了一個眼前的典故。這一點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們說，《孔雀東南飛》是作于《華山畿》以后的。（按此說吳兆宜《玉臺新詠》注中已舉之）
第三，此詩帶著南北朝人的口吻太多了，例如，“其日馬牛嘶，新婦入青廬”。什么是“青廬”？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禮異”云云，“青廬”之為北朝結婚特別名詞，還有一個旁證，《北史》卷八《齊本紀》下云云，“青廬”之名，便是《孔雀東南飛》非漢詩的鐵證。
第四，（詩中）所謂（龍子幡）也是南朝的風尚�！端螘肪砥呤摹蛾百|傳》云云，還有宋代的樂府，可做旁證，《襄陽樂》第二首云云。這不又是《孔雀東南飛》非漢詩的鐵證嗎？
第五，（梁任公疑心《孔雀東南飛》是六朝的詩，間接受著《佛本行贊》的影響）長篇的敘事詩，如《孔雀東南飛》之類，在中國的確是鳳毛麟角。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國詩人不能了解敘事詩的性質。例如蘇軾便很看不起《長恨歌》，怪他“費數百言而后成”，“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以為劣于杜甫的《哀江頭》”。（司馬光《迂叟詩話》）然而佛本《行經》及《佛所行贊》。（均在《大藏經》雜部）便是“寸步不移，猶恐失之”的長篇敘事詩�！犊兹笘|南飛》亦然，他描寫服飾及敘述談話，都非常詳盡，為古代詩歌里所沒有的。這一點，我不能不說是印度詩人的影響。假使沒有寶云與無讖的介紹，《孔雀東南飛》也許到現(xiàn)在還未出世呢！更不用說漢代了。
《孔雀東南飛》究竟作于何時呢？
華山神女冢為宋少帝時事，少帝于西歷四二三年即位，翌年去位�！犊兹笘|南飛》之產生，大約不能在此時以前。
至于最遲的限度，自然是《玉臺新詠》，《玉臺》大約作于（陳）后主時。（考證從略；“大唐新語謂作于梁簡文帝晚年”）徐陵死于后主至德元年，即西歷五八三年，《孔雀東南飛》既（始）載于《玉臺》內，必不能在此年以后。（節(jié)錄）
胡適《白話文學史》 我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國以前。
第一，《孔雀東南飛》全文沒有一點佛教思想的影響的痕跡。凡是外來的宗教輸入，他的幾個基本教義的流行必定遠在他的文學形式發(fā)生影響之前。《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件生離死別的大悲劇。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應該有“來生”、“輪回”、“往生”一類的希望。然而此詩寫焦仲卿夫婦的離別，寫焦仲卿別他的母親，都是中國舊宗教里的見解。
第二，《佛所行贊》，《普曜經》等等長篇故事譯出之后，并不曾發(fā)生多大的影響。
本篇末段有“合葬華山旁”的話，所以陸先生便連想到樂府里《華山畿》二十五篇。陸先生的結論是很可疑的。南徐州治在現(xiàn)今的丹徒縣，云陽在現(xiàn)今的丹陽縣，華山大約即是丹陽縣南的花山，今屬高淳縣。云陽可以有華山，何以見得廬江不能有華山呢？兩處的華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與西岳華山全無關系，兩華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沒有關系。故根據《華山畿》的神話來證明《孔雀東南飛》的年代，怕不可能罷？
劉大白《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問題（二）（《黎明》十六期）我疑心《孔雀東南飛》中的華山，就是皖山。查漢末所置的廬江郡治，在現(xiàn)在安徽潛山縣北面的皖城，《通志》說：“灊（同潛）山西北，一曰皖山，又曰天柱山。漢武帝南巡狩，禮灊之天柱山以代南岳，故一稱霍岳。皖，霍，衡，（霍山因為代南岳的緣故，也名衡山）華，都是一聲之轉，所以漢末的廬江人，也許呼皖山為華山”。也許原文本作皖山，或霍山，而后來傳寫，訛為華山。
張為騏《論〈孔雀東南飛〉致胡適之先生》（《現(xiàn)代評論》一六五期：）與“神女�！毕嚓P的是丹徒的華山，縣志云：“華山在城東六十三里，即《樂府》所謂《華山畿》者。上有‘神女�！！�
“青廬”不過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未必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別名詞”。
《論〈孔雀東南飛〉致胡適之先生》：引《世說新語·假譎》篇記魏武故事，亦用“青廬”之名。
陸先生又用“四角龍子幡”，說這是南朝的風尚。陸先生所舉的材料都不能證實“龍子幡”為以前所無。況且“青廬”若是北朝異俗，“龍子幡”又是南朝風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紀，何以南朝風尚與北朝異禮會同時出于一篇詩里呢？
我以為《孔雀東南飛》的創(chuàng)作大概去那個故事本身的年代不遠。（大概在建安以后不遠，約當三世紀的中葉）但我深信這篇故事詩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臺新詠》里，方才有最后的寫定。其間自然經過了無數民眾的增減修削，滾上了不少的“本地風光”（如“青廬”、“龍子幡”之類），吸收了不少的無名詩人的天才與風格，終于變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這自然是民歌的起頭。漢朝樂府的“瑟調歌”，有《艷歌何嘗行》，《樂府詩集》載其辭云：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
這豈但是文字上的偶合嗎？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為長短句，作為《臨高臺》的一部分。而本辭仍舊流傳在民間，“雙白鵠”已訛成“孔雀”了，但“東南飛”仍保存“從西北來”的原意。民間歌辭靠口唱相傳，字句的訛錯是免不了的。但“母題”依舊保留不變。這個“母題”恰合焦仲卿夫婦的故事，故編《孔雀東南飛》的民間詩人，遂用這一只歌作引子。（按《采菽堂古詩選》云，“五里一徘徊用《艷歌何嘗行》語，興彼此顧戀之情”）最初的引子必不止這十個字，大概至少像這個樣子：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
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
流傳日久，這段開篇因為是當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縮短只剩開頭兩句了。又久而久之，這只古歌雖然還存在樂府里，而在民間卻被那篇更偉大的長故事詩吞沒了，故徐陵選《孔雀東南飛》全詩時，開篇的一段也只有這十個字。然而這十個字，使我們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詩的創(chuàng)作，大概在《雙白鵠》的古歌還流傳在民間但已訛成《孔雀東南飛》的時候；其時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發(fā)生之后必不很遠。
我的大疑難是，如果《孔雀東南飛》作于三世紀，何以魏晉宋齊的文學批評家都不提起這一篇杰作呢？其實這也不難解釋�！犊兹笘|南飛》在當日實在是一篇白話的長篇民歌，質樸之中，夾著不少土氣，至今還顯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為太質樸了，不容易得當時文人的欣賞。兩漢的樂府歌辭，要等到建安時代，方才得著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晉南北朝的樂府歌辭，要等到陳隋之際，方才得著充分的賞識。故《孔雀東南飛》不見稱于劉勰、鐘嶸；不見收于《文選》，直到六世紀下半徐陵編《玉臺新詠》始被采錄，并不算是很可怪的事。（節(jié)錄）
胡適《跋張騏為論〈孔雀東南飛〉》（《現(xiàn)代評論》一六五期：）“《玉臺新詠》明明說此詩是‘古詩’。徐陵生于梁初天監(jiān)六年（五○七）死于陳末（五五六）。此詩若是齊梁（四七九—五五六）詩，何以徐陵要追稱為‘古詩’呢？”
《〈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問題》：（二）詳盡地描寫衣飾之類和敘述談話，古代詩歌辭賦中，未嘗沒有，如《陌上桑》的描寫羅敷，辛延年《羽林郎》底描寫胡姬；（均見本卷）又毛詩《衛(wèi)風·碩人》底描寫莊姜，《鄘風·君子偕老》底描寫不知名的衛(wèi)夫人，有人說是宣姜。《楚辭·九歌》湘夫人底描寫湘夫人神宮；至于《招魂》，《大招》，更是連章疊節(jié)地盡量描寫宮室、玩好、女色、音樂、歌舞、飲食之類，而漢代辭賦中各種描寫和敘述、談話，也是很詳盡的。還有，繁欽《定情詩》（見本卷）又是何等“寸步不移，猶恐失之”？（節(jié)錄）
《詩鏡總論》 《焦仲卿詩》有數病大略繁絮不能舉要，病一；粗丑不能出詞，病二；頹頓不能整格，病三。尤可舉者，情詞之訛謬也。如云：“妾不堪驅使，——及時相遣歸”，此是何人所道？觀上言“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斯言似出婦口，則非矣。當“縣令遣媒來”也，“阿女含淚答，——徐徐更謂之�！倍淠钢x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則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強也。及其兄悵然，蘭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說大義拒之？而云，“蘭芝仰頭答——那得自任專？”意當時情事，斷不如是。詩之不能宛述備陳，亦明矣。至于府君訂婚，阿母戒日！歸之為計，當有深裁：或密語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則慷慨激烈，指膚發(fā)以自將；不則紆郁悲思，遺飲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晚成單羅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晻晻日欲暝，——躡履相逢迎�！碑斒菚r，婦何意而出門？夫何緣而偶值？詩之未當情又明矣。其后府吏與母永訣，回身入房，此時不知幾為徘徊，幾為惋憤，而詩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從容攄寫又甚矣。
或曰：詩，虛境也，安得與紀事同論？夫虛實異致，其要于當情則一也。漢樂府《孤兒行》，事至瑣矣，而言之甚詳。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寫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離而情合者也。
《古詩源》 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長詩也。淋淋漓漓，反反復復，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
長篇詩若平平敘去，恐無色澤；中間須點染華縟，五色陸離，使讀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婦出門時“妾有繡羅襦”一段，太守擇日后“青雀白鵠舫”一段是也。
作詩貴剪裁。入手若敘兩家家世，末段若敘兩家如何悲慟，豈不冘慢拖沓？故竟以一二語了之。極長詩中具有翦裁也。
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復溫厚，風人之旨，固應爾耳。唐人（顧況）《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毕潞鼋佣Z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無馀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則。
“否泰如天地”一語，小人但慕富貴，不顧禮義。實有此口吻。
“蒲葦”、“磐石”，即以新婦語誚之，樂府中每多此種章法。
翁方綱曰：中間有于一氣用韻之中，插入二韻三韻，以見音節(jié)促迫者，又有上下互相插應者�！w古詞音律，（有）不可以后人五言常體概論者矣。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中）》 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卷四）說：“《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后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這句話很可信。我們看《焦仲卿妻》詩中，如“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如“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如“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辭氣均與現(xiàn)在的大鼓書和彈詞相同；而縣君先來，太守繼至，視歷開書，吉日就在三天之內，以及聘物車馬的盛況，亦均富于唱詞中的故事性，末云“多謝后世人，戒之慎勿忘”，這種唱罷對于聽眾的丁寧的口氣，與今大鼓書中《單刀赴會》的結尾說“明公聽了這個段，凡事要忍心莫要高”是很相像的。
《古詩選》 以理論之，此女情深矣。而禮義未至，婦之于姑，義無可絕，不以相遇之厚薄動也。觀此母非不愛子，豈故嫌婦。承順之間，必有未當者；織作之勤，乃粗跡耳。先意承志，事姑自有方，何可便以勞苦為足？母不先遣，而悍然請去，過矣。吾甚悲女之貞烈，有此至情，而未聞孝道也。曰“生小出野里”，曰“汝是大家子”；詳女歸十馀日，而便許它人，則其家為小家可知。哀哉，此女不生于大家，而不聞孝道之微也。
府吏良謹愿，然不能諭婦以事姑，而但求母以留婦；不能慰母之心，而但知徇婦之愛。至于彼以死償，則此不得不以死報。后此之死，死于此女既亡之后，誠無可如何也。抑前此“刑于”之化，猶有未盡乎？
論詩本不宜言理，然此有系于風化，故偶及之。作者但言女自請遣，直筆自見矣。
《楊維楨焦仲婦并引》 舊序言仲廬江小吏，漢建安時人。古辭凡千七百言。念嫌其辭過冗而情不倫，復述此辭。
劉氏有好女，十三能織素，十五能箜篌，十六通書數，十七為焦氏婦，得意焦氏夫，失意焦氏姑，阿母謂阿仲，“汝去爾婦，爾婦自專不受驅！東鄰有女如羅敷，吾與汝娶，如水與魚�！�
“阿仲孝母復愛妾，愛妾愛必割；母命不可違斯須，仲去婦，無七辜，為吾謝外姆，破鏡毋再合，斷弦當再續(xù)。（平聲）婦感仲區(qū)區(qū)，誓天日，不再家。（葉姑）君如磐石，妾如葦蒲：葦蒲繞石，石不為車。但苦親父亡；父亡有暴兄（葉），暴若豺與狼。迫我再事人，不得留母堂。脫我舊絲履，重作嫁衣裳；腰襪繡華襪，耳著明月鐺。團扇畫雙鸞，箜篌彈鳳凰。羞若市門倚，使我掩面不得藏。昨日縣令媒，云有第三郎；今日府君媒，云有第五郎。金鞍玉勒馬，青雀白鵠（平聲）舫：雜彩三百端，賚錢三萬鏹。（平聲）婦不得卻，懼違我暴兄（葉）；寧違暴兄死，不違焦仲使意傷！矢我焦家一姓婦，不為他婦，食二家水漿！”
開戶四無人，投身赴滄浪。焦仲聞之裂肝腸，掛身一在枯枝桑。兩家合葬廬水傍，暴姑悍，淚浪浪！
王闿運《擬焦仲卿妻詩李青照妻墓下作》�。ㄒ姟断婢_樓詩》第一卷及陳衍《近代詩鈔》第五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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