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梁實秋(1903-1987),著名的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內(nèi)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quán)威。1987年的11月,他病逝于臺北,享年84歲。 冰心曾這樣評價梁實秋先生:“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個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 我喜歡書,也還喜歡讀書,但是病懶,大部分時間荒嬉掉了!所以實在沒有讀過多少書。年屆而立,才知道發(fā)憤,已經(jīng)晚了。幾經(jīng)喪亂,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窺圓,米爾頓五年隱于鄉(xiāng),那樣有良好環(huán)境專心讀書的故事,我只有艷羨。多少年來所讀之書,隨緣涉獵,未能專精,故無所成。然亦間有幾部書對于我個人為學做人之道不無影響。 第一部影響我的書是《水滸傳》 我在十四歲進清華才開始讀小說,偷偷的讀,因為那時候小說被視為“閑書”,在學校里看小說是懸為歷禁的。但是我禁不住誘惑,偷閑在海甸一家小書鋪買到一部《綠牡丹》,密密麻麻的小字光紙石印本,晚上鉆在蚊帳里偷看,也許近視眼就是這樣養(yǎng)成的。拋卷而眠,翼晨忘記藏起,查房的齋務員在枕下一摸,手到擒來。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喚我前去應詢,瞪著大眼厲聲咤問:“這是嘛?”(天津話“嘛”就是“什么”)隨后把書往地上一丟,說“去吧!”算是從輕發(fā)落,沒有處罰,可是我忘不了那被叱責的恥辱。我不怕,繼續(xù)偷看小說,又看了肉蒲團、燈草和尚、金瓶梅等等。這幾部小說,并不使我滿足,我覺得內(nèi)容庸俗、粗糙、下流。直到我讀到水滸傳才眼前一亮,覺得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愧金圣嘆稱之為第五才子書,可以和莊、騷、史記、杜詩并列。我一讀,再讀,三讀,不忍釋手。曾試圖默誦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姓名綽號,大致不差(并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彩的不過五分之一,有人說每一個人物都有特色,那是夸張)。也曾試圖搜集香煙盒里(是大聯(lián)珠還是前門?)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圖片。這部小說實在令人著迷。水滸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賜進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詳,一生經(jīng)歷我們也不得而知。這沒有關系,我們要讀的是書。有人說水滸作者是羅貫中,根本不是他,這也沒有關系,我們要讀的是書。水滸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問題重重;整個故事是否早先有過演化的歷史而逐漸形成的,也很難說;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盜一伙人在山東壽張縣梁山泊聚義的經(jīng)過,有多大部分與歷史符合有待考證。凡此種種都不是頂重要的事。水滸傳的主題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一個個好漢直接間接的吃了官的苦頭,有苦無處訴,于是鋌而走險,逼上梁山,不是貪圖山上的大碗酒大塊肉。官,本來是可敬的。奉公守法公忠體國的官,史不絕書?墒且怀瘷(quán)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貪污枉法的官卻也不在少數(shù)。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污染,會變成為另外一種人,他說話的腔調(diào)會變,他臉上的筋肉會變,他走路的姿勢會變,他的心的顏色有時候也會變!盃栙籂柕摚裰窀唷,過驕奢的生活,成特殊階級,也還罷了,若是為非作歹,魚肉鄉(xiāng)民,那罪過可大了。水滸寫的是平民的一股怨氣。不平則鳴,容易得到讀者的同情,有人甚至不忍責那些非法的殺人放火的勾當。有人以終身不入官府為榮,怨毒中人之深可想。 較近的叛亂事件,義和團之亂是令人難忘的。我生于庚子后二年,但是清廷的糊涂,八國聯(lián)軍之肆虐,從長輩口述得知梗概。義和團是由洋人教士勾結(jié)官府壓迫人民所造成的,其意義和梁山泊起義不同,不過就其動機與行為而言,我憐其愚,我恨其妄,而又不能不寄予多少之同情。義和團不可以一個“匪”字而一筆抹煞。英國俗文學中之羅賓漢的故事,其劫強濟貧目無官府的游俠作風之所以能贏得讀者的贊賞,也是因為它能伸張一般人的不平之感。我讀了水滸之后,我認識了人間的不平。 我對于水滸有一點極為不滿。作者好像對于女性頗不同情。水滸里的故事對于所謂奸夫淫婦有極精彩的描寫,而顯然的對于女性特別殘酷。這也許是我們傳統(tǒng)的大男人主義,一向不把女人當人,即使當作人也是次等的人。女人有所謂貞操,而男人無。水滸為人抱不平,而沒有為女人抱不平。這雖不足為水滸病,但是水滸對于欣賞其不平之鳴的讀者在影響上不能不打一點折扣。 第二部書該數(shù)《胡適文存》 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杰出的一個。我讀他的文存的時候,我尚在清華沒有卒業(yè)。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藝術的極致,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現(xiàn)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震聾發(fā)聵的巨著。他的白話文學史的看法,他對于文學(尤其是詩)的藝術的觀念,現(xiàn)在看來都有問題。例如他直到晚年還堅持的說律詩是“下流”的東西,駢四儷六當然更不在他眼里。這是他的偏頗的見解?墒窃凇拔逅摹鼻昂,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后來他就不彈此調(diào)。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別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為文批評時政,也曾為文對什么主義質(zhì)疑,他的幾位老朋友勸他不要發(fā)表,甚至要把已經(jīng)發(fā)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說:“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評?”他的這種批評態(tài)度是可佩服的。從大體上看,胡先生從不侈言革命,他還是一個“儒雅為業(yè)”的人,不過他對于往昔之不合理的禮教是不惜加以批評的。曾有人家里辦喪事,求胡先生“點主”,胡先生斷然拒絕,并且請他閱看《胡適文存》里有關“點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讀了之后翕然誠服。胡先生對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他常說他有考據(jù)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態(tài)度。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確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在廬山偶然看到一個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證。他對于水經(jīng)注所下的功夫是驚人的。曾有人勸他移考證水經(jīng)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他說不,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傳給后人。我對于水經(jīng)注沒有興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沒有不曾讀過的,唯水經(jīng)注是例外?墒撬螌W為文之認真的態(tài)度,是我認為應該取法的。有一次他對幾個朋友說,寫信一定要注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們明知我們的函件將來沒有人會來研究考證,何必多此一舉?他說不,要養(yǎng)成這個習慣。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隨時注明。有人寫信謹注月日而無年分,我看了便覺得缺憾。我譯莎士比亞,大家知道,是由于胡先生的倡導。當初約定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關注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臺灣飛到美國,他隨身攜帶在飛機上閱讀的書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譯本。他對我說他要看看中譯的莎士比亞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訴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過我是認真翻譯的,沒有隨意刪略,沒敢潦草。他說俟全集譯完之日為我舉行慶祝,可惜那時他已經(jīng)不在了。 第三本書是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 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學教授,是一位與時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義學者,我選過他的《英國十六世紀以后的文學批評》一課,覺得他很有見解,不但有我們前所未聞的見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見解背道而馳。于是我對他發(fā)生了興趣。我到書店把他的著作五種一古腦兒買回來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這一本《盧梭與浪漫主義》。他畢生致力于批判盧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義,他針砭流行的偏頗的思想,總是歸根到盧梭的自然主義。有一幅漫畫諷刺他,畫他匍匐地面揭開被單窺探床下有無盧梭藏在底下。白璧德的思想主張,我在“學衡”雜志所刊吳宓、梅光迪幾位介紹文字中已略為知其一二,只是《學衡》固執(zhí)的使用文言,對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很難引起共鳴。我讀了他的書,上了他的課,突然感到他的見解平正通達而且切中時弊。我平夙心中蘊結(jié)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jù)歷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我在學生時代寫的第一篇批評文字《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就是在這個時候?qū)懙。隨后我的《文學的紀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較后對于辛克萊《拜金藝術》的評論,都可以說是受了白璧德的影響。 第四本書是叔本華的《雋語與讖言》(Maxims and Counsels) 這位舉世聞名的悲觀哲學家,他的主要作品The Worldas Will and Idea我沒有讀過,可是這部零零碎碎的札記性質(zhì)的書卻給我莫大的影響。 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實的,存在的,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并無實體的存在。沒有痛苦的時候,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種心理狀態(tài),而非實質(zhì)的存在;诖朔N認識,人生努力方向應該是盡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為根本沒有幸福那樣的一個東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來了。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第五部書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Lothrop Stoddard:“The 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 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民國十四年,潘光旦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念書,住在黎文斯通大廈,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順手拿起這一本書,竭力推薦要我一讀。光旦是優(yōu)生學者,他不但贊成節(jié)育,而且贊成“普羅列塔利亞”少生孩子,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多生孩子,只有這樣做,民族的品質(zhì)才有希望提高。一人一票的“德謨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克拉西”較近于理想。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說。他就是這樣有堅定信念而非常固執(zhí)的一位學者。他鄭重推薦這一本書,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只知道他是美國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零年卒,《對文明的反叛》出版于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歐洲種族的實況》(一九二四年)、《歐洲與我們的錢》(1932年)及其他。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財產(chǎn)為人類文明的基礎。有了私有財產(chǎn)的制度,然后人類生活型態(tài),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各方面,才逐漸的發(fā)展而成為文明。馬克思與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發(fā)表的一個小冊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聲言私有財產(chǎn)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的廢除私有財產(chǎn)制度,言激而辯。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文明發(fā)展到相當階段會有不合理的現(xiàn)象,也可稱之為病態(tài)。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補救,也有人就想象一個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懸為希望中的目標。禮記禮運所謂的“大同”,雖然孔子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實則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堯舜時代未必實現(xiàn)過,就是禹、湯、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當然耳。西洋哲學家如柏拉圖、如斯多亞派創(chuàng)始者季諾(Zeno)、如陶斯瑪·摩爾,及其他,都有理想世界的描寫。耶蘇基督也是常以慈善為教,要人共享財富。許多教派都不準僧侶自蓄財產(chǎn)。英國詩人柯律芝與騷賽(Coleridgeand Southey)在一七九四年根據(jù)盧梭與高德文(Godwin)的理想居然想到美洲的賓夕凡尼亞去創(chuàng)立一個共產(chǎn)社區(qū),雖然因為缺乏經(jīng)費而未實現(xiàn),其不滿于舊社會的激情可以想見。不滿于文明社會之現(xiàn)狀,是相當普遍的心理。凡是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于貧富懸殊壁壘分明的現(xiàn)象無不深惡痛絕。不過從事改善是一回事,推翻私有財產(chǎn)制度又是一回事。至若以整個國家甚至以整個世界孤注一擲的做一個渺茫的理想的實驗,那就太危險了。文明不是短期能累積起來的,卻可毀滅于一旦。斯陶達心所謂危,所以寫了這樣的一本書。 讀書如交友,也靠緣分,吾人有緣接觸的書各有不同。我讀書不多,有緣接觸了幾部難忘的書,有如良師益友,獲益匪淺,略如上述。 。ū疚倪x自梁實秋散文集《快樂是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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